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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少年子弟江湖老

他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

  他的戏剧生涯不同寻常。 “那个校长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

  他曾在40年代的上海竞争“话剧皇帝”。 “跟现在的北漂似的,自己租房子也是很困难的。”邱晓雨:“您那会儿算“上漂”,上海的漂。”

  他和兄弟姐妹一同闯荡江湖。 “人家以为什么发现演戏天才了,不是,黄宗英小时候也没有演戏。”

  《柳堡的故事》、《海魂》、《农奴》等电影名片,让他家喻户晓,而他却在创作中留有遗憾。 “小说里说,我虽然是指导员,我看见好看的女孩子,我也会看一眼的。”

  他会如何回应主持人的疑问? “什么样的原因您又变成一名水兵了呢?”“您的老伴儿回忆说,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敲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其实那个就是情书了吧?”

  本期《环球名人坊》对话知名戏剧艺术家黄宗江,跟随他回首跌宕起伏的如戏人生。 “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

  黄宗江语录:

  我不能灰色的活着、不能黑色的活着,我得亮色的活着。

  只要还活着你就得考虑生,怎么生得快乐一些,给别人带来一些快乐。

  不到十岁写出反战剧本 创下中国文坛年龄最小的剧作者纪录

  邱晓雨旁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环球名人坊》,我是邱晓雨。今天我们要一起拜访的这位嘉宾,是在中国戏剧电影界辈分很高的老艺术家黄宗江,他拥有多重的身份,剧作家、演员、影剧评论家,而他本人则自称“杂家”。他上过南开中学、燕京大学,虽然都没有毕业,但却深受两校话剧传统的熏陶。上世纪40年代,年轻的黄宗江曾弃学闯荡上海、重庆,出演了《愁城记》当中的(何庆方),并在戏曲《春秋》里一人分饰三个角色,由此奠定了在中国戏曲界的位置,不过他却自认为不是天才的演员,他最想做的事情,还是写戏、做戏剧家。时至今日,年近九旬的黄老先生,依旧没有停止创作,下面就让我们来对话这位睿智、风趣的老艺术家。

  邱晓雨:您好,黄宗江老师,欢迎您光临我们的《环球名人坊》。

  黄宗江:感谢你们,也很高兴谈一谈。可是我最近谈得很累了,尤其是谈到跟我同岁的孙道临走了,他比我还小一个月,我们是过了86岁生日,进入87的了。古话说“望九矣”,就是看90岁了,真正老人了,真是同台不是半为鬼,都是大多为鬼了。现在看一看,老电影里一看,差不多都是死去的朋友,是吧?还有上官云珠,上官云珠可能比我稍微大一点,这些都是我同年的朋友都走了,我还活着,但我还得好好的活着,是吧?我不能灰色的活着、不能黑色的活着,我得亮色的活着。

  邱晓雨:您更喜欢绿色的活着,是吧?

  黄宗江:我当然要,但是绿色不到呢,冬天嘛,就是春天也是冬天里的春天了,有点绿芽就行了。只不过我不能等吃等睡等死,因为人生在世,最大的苦恼就是生老病死,老已经老了。快90岁的人了,病和死随时等着,也许你活得下去,也许你忽然什么病,忽然就死了。可是呢,只要还活着你就得考虑生,怎么生得快乐一些,给别人带来一些快乐。还得继续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现在允许你拷问我。

  邱晓雨:现在开始允许我拷问您了。

  黄宗江:嗯。

  邱晓雨:不能叫拷问,只能是跟随您一起回忆一下您走过的这些日子,都给我们留下过什么?将来您可能还会给我们继续带来更好的作品。

  黄宗江:我希望,我还在写东西。

  邱晓雨:那我们最开始从比较早的时候,在咱们中国文坛有一个纪录,叫做中国文坛年龄最小的剧作者的纪录,应该说的是您吧?

  黄宗江:是,不知道谁封的,因为我有一个老朋友回忆的时候,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9岁,我1921年生的,“九一八”前夕,那个时候日本侵略已经让人感觉到了,就是这些老百姓,包括我这样的小孩儿都知道,就觉得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我写了一个童话剧、寓言剧叫《人的心》,动物乐园里的动物都很和睦相处,结果人就把动物给打伤了、打死了。这些动物都起来了,把人按倒了,说咱们看看他的心是什么样,他的心是黑的,这是我小孩儿的时候写的一个寓言剧,我的同学就把它发表在《世界日报》上了。文章找不着了,可是这是我的第一个剧本。

  与周恩来、曹禺、黄宗江并称南开“三大女演员”

  邱晓雨旁白: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以内,只有一部分进行抵抗。几个月之内,日军随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在“九一八”前夕,不满十岁的黄宗江就曾经创作了反战作品,而他真正开始实现自己的戏剧梦想、踏上戏剧舞台,则是在周恩来、曹禺都曾经就读过的南开中学。

  邱晓雨:后来您真正投身到演剧事业的一个起点,应该说是不是在南开中学的时候,那会儿开始的?

  黄宗江:我演剧当然可以说从中学开始。小时候我在北京生长的,那时候看京剧最多,那些老名角我都看过。因为我父亲是电话局的工程师,后来调到了青岛,我就去青岛了,上了青岛市立中学,这个学校现在还延续下来,当时就是同乐会。我记得有一年同乐会,我一个人演很多角色,一个人唱京戏。因为我从小嗓子不好,我就演丑角,演《卖马》里的王老好、《六月雪》里的(静婆子)、《法门寺》里的贾贵,我就演这些戏。还演话剧,就记得我比较小,才十几岁,让演妈妈的那个人把我抱上来,抱上来演一个小孩儿。后来还有一个歌剧叫《野草闲花》,就是从电影里头拷贝出来的,几对情人唱歌,后来老师就叫我演那个和平女神。

  邱晓雨:可以让您演女的啊?

  黄宗江:披着个大白被单,举着火把,站在那儿,我也参加了歌剧。

  邱晓雨:就是自由女神的那个形象,是吗?

  黄宗江:就是那个形象,反正就是披着白被单这个角色,弄个假发什么的。

  邱晓雨:好像学校有人说您当时的那个形象,就像希腊的雕像一样。

  黄宗江:因为男孩子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比较秀气,就像个女孩子似的,可是我演丑角啊。

  邱晓雨:但是说起来,对于你当时扮演女生有个评价,好像说您是在周恩来和曹禺之后,南开最出色的女演员,有这个说法吧?

  黄宗江:后来我到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死了,家里有亲戚在天津,就搬到天津去住了,我就上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有戏剧传统的,周恩来当时就演剧,他尽演女主角啊,这个有资料的,有一本书他演过8、9个女主角呢。后来周恩来比曹禺大一轮,曹禺又比我大一轮,曹禺上学的时候叫“万家宝”,又演女主角。那个时候周恩来演戏还是从这个文明戏过渡到话剧这样一个时代,就是有时候没有剧本,台上临时发挥的,渐渐成了话剧。曹禺演的那个戏就是易卜生之类的大戏了,他主演了。

  邱晓雨:那曹禺老先生演的是娜拉是吧?

  黄宗江:曹禺演娜拉,后来我参加也演女主角,就是《人民公敌》。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15、16岁的时候,演女孩子、演太太还蛮合适的。

  邱晓雨:就是易卜生的《国民公敌》里的女主角,叫司铎克夫人,是吧?

  黄宗江:演夫人。后来有一年,就是抗战40年重庆叫“雾季”戏剧节的时候还演过。“雾季”因为重庆下雾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看不出来。

  邱晓雨:不容易去轰炸的时候。

  黄宗江:所以那时候叫“雾季”戏剧节。文革以后,举行了一次,那时候是白杨、张瑞芳、秦怡都去了,我也去了。因为我是南开中学的,重庆有个南开中学的分校,就请我去讲演,初一到高三派代表给学生讲演,校长是四川人,就介绍“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有这么一回事儿。

  邱晓雨:所以就传开了。

  黄宗江:传开不传开我不知道,反正有此一说吧。

  邱晓雨:演的时候有没有人当时让您学习过您的前面,比如说大一轮的曹禺先生,和再大两轮的周恩来?

  黄宗江:曹禺是比我大11岁,不在学校了,看过曹禺演出,演男的了。我看过他演出,那时候我认识曹禺的。1934年他的《雷雨》出版,后来也上映了。曹禺的《雷雨》影响了好几代人。我决定搞话剧,还是看了曹禺的《雷雨》以后。

  邱晓雨:就是去看了他这出话剧?

  黄宗江:《雷雨》看了剧本,然后看了演出,我就觉得我可以搞话剧了。

  邱晓雨:那时候您觉得可以搞话剧,是说做一个编剧呢?还是做一个演员?

  黄宗江:那时候没有想得很清楚。我从小认为演员是天才的事业,人又得帅,可是又可以演很怪很丑的,身体又非常好,骑马打枪无所不能。我不是天才,所以我没有想过。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演员,将来可以写剧本,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决定要写剧本了。是这样的,没有很清楚的说是,可是有过这个想法,通过演员熟悉舞台,将来写剧本。

  邱晓雨:这样就有更多的体会了,在台上的体会。

  黄宗江:对。
演剧为主、学业为辅,甚至于恋爱为主的大学生活

  邱晓雨旁白: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国民党军队丢失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国土,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战乱之中,年轻的黄宗江走进了具有抗日色彩的燕京大学。

  邱晓雨:在1938年那会儿,您考到燕京大学外语系,对吧?

  黄宗江:对。

  邱晓雨:据说您那会儿好像是以演戏为主、学业为辅,是真的吗?

  黄宗江:我有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那个时候华北已经沦陷了。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司徒雷登办的,所以这个学校还是有抗日色彩的。当时我本来想考南京国立技专的,但学校关门了,别的学校、中学的学校都关门了,后来我当然不知道南京这么快就失陷了,就考进了燕京大学。

  我考进燕京大学为什么念西洋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呢?我将来想搞中文,想搞中国戏剧的,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什么《诗经》、《楚辞》、《史记》都涉猎过了,觉得中文可以自学---通过外文将来还是搞中文。我发现不只我一个,同辈都有这样的,念外文是为了搞中文。到了燕京之后,我们有好几个南开来的,南开有演戏的风气,演戏也是传统,从周恩来、曹禺、到黄宗江有这个传统。

  我们组织剧社就演戏,开始演独幕剧,也演《雷雨》。当时我初恋,初恋也是一块演戏的女孩子,我认识她的时候,还不满17岁。在南开时,她是女生,女生跟男生演戏可以,常常一块儿看见她,可是是分校的,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勇敢去认识她。后来上大学了,她哥哥还要介绍她给我,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我特别想认识这个女孩子,后来就一块演戏。可是后来我说,应该以读书为主,将来搞什么活动---那会儿主要是抗日活动---都要把书念好了。可以说,当时我以演剧为主,甚至于恋爱为主,后来,准确的说是失恋为主了。

  邱晓雨:怎么个失恋法儿啊?

  黄宗江:我们那个时候很斯文的,没有很快的进入求爱的境界。我们一块演戏,她演四凤,演周萍的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南开来的,我们都是南开来的。我就忽然发现这个女孩子是喜欢的是他而不是我。我很伤心,这个也是因为搞戏剧就把人生戏剧化了,我就自杀了。

  邱晓雨:就因为这个?

  黄宗江: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北京有所谓土膏儿店,卖鸦片什么的,我从来没进去过,东安市场就有,我就买了这么一块,回去当咖啡一样冲着喝了。

  邱晓雨:就是那个所谓的鸦片膏儿,是吗?

  黄宗江:鸦片膏儿,我就拿开水给冲着喝了,差点死了。后来我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那个时候就是,喝了就要睡觉,不能让你睡,一睡过去就完了。有很多好朋友,男男女女的,包括孙道临都喊我,我一下子醒了就微笑,说着话又睡着了,又喊我,就把我喊回来了,我把那个女孩也吓着了。

  邱晓雨:她什么反应啊?

  黄宗江:啊?

  邱晓雨:她知道这件事什么反应啊?

  黄宗江:那当然知道了,这种东西在全校都知道了。

  邱晓雨:您就出名了。

  黄宗江:当然会知道了,其实我对她是一种伤害了,对不对?没有直接什么,是吧?

  邱晓雨:接下来之后,还认识了另外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促使您离开燕京的吧?

  黄宗江:我当时的一个同学,说你看那个女孩子,你看她像谁?我一看像我们那会儿,很文雅地追星追的英格丽·褒曼。

  邱晓雨:英格丽·褒曼。

  黄宗江:英格丽·褒曼当时刚刚出名,演奏过一个插曲。这个女孩子也是学音乐、弹钢琴的,我就喜欢她了,就找她演戏,我改编导演的戏,她跟孙道临主演的。我觉得当时爱的也很单纯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女孩子后来跟我好了,可是又跟我坦白说,她爱的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男人,你说这个要命吧!她听说我自杀过,说我要自杀,你帮我自杀。她为别的男人自杀,我真受不了!

  还有一个,当时我身边地下的抗日活动还很多的,共产党的也有、国民党的抗日除奸团也有,都还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自己太不象话了,在那种时代,还在醉生梦死。

  邱晓雨:就是水深火热,您还谈恋爱。

  黄宗江:同时那个女孩子还要为别人自杀,我就一走了之。

  邱晓雨:您去哪儿了呢?

  黄宗江:我就到上海参加演剧团体,主要都是抗日,演抗日的戏,后来我也常碰见这个女孩子,还是朋友了,一直到她前几年才病死了,我们一直是朋友。

  凭借十三块二毛五 进入向往已久的抗日剧团   

  邱晓雨旁白: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发动105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摧毁了大量敌堡和据点,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忧伤国事、同时遭受个人感情困扰的黄宗江,就是在这个冬天离开北京闯荡上海,进入了他向往已久的抗日进步剧团上海剧艺社。

  邱晓雨:说起到上海,您当时因为一方面反思自己,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只是顾儿女情长,另外一方面应该也是比较向往当时的一个抗日进步剧团,是不是叫上海剧艺社?

  黄宗江:对。

  邱晓雨:是不是也希望去那儿才去的?

  黄宗江:对。

  邱晓雨:怎么考进去的呢?

  黄宗江:是这样,我到上海的时候,拿了两封介绍信,一封是当时给我们排戏的叫(陈冕)的一个导演,一个中国旅行剧团的导演。一个流放的老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旅行剧团,中国最早的职业商业剧团;还有一封信是我姐夫留美的时候认识的黄作霖,我也在天津见过,给黄作霖写了一封信。有两封介绍信我就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先看见黄作霖,他说你去中国旅行剧团也很好,他那儿缺乏编剧。我喜欢,又愿意写剧本,我就去了。可是我就看这个剧团已经商业化的一塌糊涂了,挺腐败的,那些人的艺术气息都不重了。

  这个时候我那个老要为别人自杀的女朋友,真的自杀了。我就赶紧回来,回来看了看她,当然我们俩也不成,我又回到上海。上海剧艺社那个时候是上海的一个地下组织,完全是一个抗日团体,原来是夏衍领导,夏衍走了,(于玲)在领导,是个党领导的团体。黄作霖说,你进来正好正招考呢,你就考吧,我就真投考了,就取了两个人,我和(张伐),(张伐)后来成为一个名演员。

  邱晓雨:我特别关心,像当时这种文艺团体,比如说要招人它要考试,它都考什么呢?和今天我们院校考试一样吗?

  黄宗江:那也有很多段台词,有莎士比亚、有曹禺,还有可以自选,自己编的,跟现在还是差不多的,就是名段子嘛,让你表演。

  邱晓雨:那您当时表演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黄宗江:我演的是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就是“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我在班上演过这些东西。曹禺的我演过,当时很有名的叫(黄信三),就是一个很穷的银行文书,被迫害跳楼了。考的都是一些当时戏剧界有名的人物、有名的导演、编剧(的作品),听他们说,还有在重庆一些戏剧专家,(黄佐林)来他们说《十三块二毛五》,就是一个在银行里很穷的文书,结果跳楼了,就是为了13.25元跟你们拼命。他们说我演的这个,是看过的最好的《十三块二毛五》。

  邱晓雨:说您演绎的这个《十三块二毛五》最好?

  黄宗江:进去以后我就考上了,考上了比13.25元赚的多一点,当时好像是40块钱。

  邱晓雨:就是一个月,是吧?

  黄宗江:我记得当时他们在一个剧场,叫拉菲剧场。剧场里卖一种冰淇淋,就是现在这种有巧克力皮的。我一算,我的工资可以每天吃一个这个,工资就没有了。接着我接到一个通知,说明天到排演场,夏衍的《愁城记》。

  邱晓雨:您是从那会儿开始出名的吧?

  黄宗江:说演一个仆人,排戏的时候没有这个仆人,说你留下来吧,留下来提词吧。有一个电影明星来演一个反派人物,这个人是个奸商,是个汉奸,是个胖子,是个秃顶,还是个瘸子,很丑陋的人物,还带着个姨太太,那么个人物。我就替这个演员走地位,因为他老演电影,很忙,他是电影明星,来不了。我就替他排戏,后来他根本就来不了了,我就上去了。这一上去怎么就大为有利了呢?我当时只有19岁,结果我演个老头、老胖子、老反派,我当时的形象是(周松)型的,十几岁的孩子。

  邱晓雨:是一个英俊小生啊。

  黄宗江:一下子突破了,就从这种突破成性格演员了。我们这种演员都愿意有性格,不愿意千面人,尤其是男演员,有突破了,这都很有利的。

  邱晓雨:现在我们划分实力派和偶像派,您就是变成实力派了。

  黄宗江:还不止,实力派主要表演上有学问、有功夫。这还不止是实力派的问题,就是他可以演各种性格的人,不只是演小生,不只是演偶像,所以比实力派东西还要多一点,性格派。

  邱晓雨:应该说是一个多面手,戏路越来越宽了。

  黄宗江:就是一种多面手的意思。

  邱晓雨:您现在看,当时在解放前的上海,在整个戏剧的圈子里,好不好立足?能不能站稳脚跟?

  黄宗江:你得演出戏来,观众才承认你啊!所以很快我就成为一个重要演员了。不是不好立足,不像现在这样争名夺利的,那时候话剧演员利益很好,吃不饱、饿不着的这种工资,有一些名气。当时好莱坞电影也进不来,反正观众要看戏,那会儿话剧观众是很多的。
与妹妹黄宗英“漂”在上海

  邱晓雨:如果按当时这种生活水平,比如说工资可能每天买一根冰棍就花完了,当时您的生活保障是什么样子的?您还带着妹妹黄宗英吧?

  黄宗江:对。

  邱晓雨:是在哪儿住呢?怎么生活呢?

  黄宗江:我们等于流浪艺人,是不是?人家以为什么发现了一个演戏天才,黄宗英根本不是!她小时候也没有演戏,她学历大概也就是初中毕业,家里也没钱了。我19岁,她比我小4岁。15岁的女孩子是最麻烦的岁数了,还有男朋友什么的,跟妈妈也生气。我说你到上海来吧,给你找工作吧,到剧团里管管服装啊,就是这样的。

  她不是来当演员的。很偶然性的,因为一个女演员要结婚,想请几天假,后来黄作霖导演推荐,说黄宗英你替她演,演一个角色,连名字都没有,就叫小的,什么叫小的?就是姨太太,演一个人的姨太太,上来就闹,大闹一场就下去了。她就替别人演戏,演了以后黄作霖说明天还是你,她就演下去,成为一个演员了。那个时候黄宗英刚成为一个演员,我已经---虽然日子不多,到上海不到一年---算是成熟的演员了。

  黄宗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外头租房子,跟现在的北漂似的,自个儿租房子也是很困难的。

  邱晓雨:您那会儿算“上漂”,上海的“漂儿”。

  黄宗江:“上漂 ”。那会儿,真是。后来黄作霖就要我们住他家里,交100块钱,就是安心费,意思是你们不是白住,可是我们白住、白吃,跟人家一块吃饭。黄作霖是有钱的买办,跟现在的高级住宅似的,楼下是客厅,客厅拐过去就是餐厅,餐厅拐过去就是厨房,(石辉)就住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和黄宗英就住在餐厅,摆两个帆布床。

  黄作霖有什么思想?学管思想。过去这种大师大家,像什么孔子、苏格拉底,这些人带学生,都在家里、在身边带着。学管,不是一个大学堂、大学校,什么上大课,没有。都是耳濡目染,是不是?都是潜化的教育,他有这种思想。现在我们都成人了以后,一个这样的高级家庭,找三个流浪汉住家里,多麻烦哪,是不是?但这又是多了不起的事情!一直到解放后,他到人艺当了院长,上海人。他办一个培养年轻人的机构,叫学管。当然是招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就培养,尽量少,可是培养的很亲切,叫“学管”,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种“学管思想”。

  邱晓雨旁白:黄作霖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天津,1925年赴英国伯明瀚大学攻读商科,开始涉足课余的演剧活动,同时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幽默大师萧伯纳。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黄作霖夫妇结束学业绕道莫斯科回国,第二年他应曹禺之约赴重庆国立戏剧专科学习任教;1939年,他投身于上海孤岛戏剧运动,与青年演员(石辉)、(张伐)、(韩非)创建苦干剧团,选择并导演了《荒岛英雄》、《梁上君子》等一批剧目,风靡一时。解放后,黄作霖先后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及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黄宗江:有一天我们下了戏之后,黄作霖的夫人---那时候有三轮车---坐着三轮车回来。他们坐出租车,我和黄宗英跟(石辉)就坐电车回来,有的时候就步行回来了。回来以后觉得有点想吃东西了,我们可以随便开冰箱的,他们家很随便。

  邱晓雨:随便翻东西呗。

  黄宗江:就是打开冰箱看看有什么东西,面包啊、蛋糕,拿起来就吃,吃完了就睡。(石辉)躺在外头客厅沙发上说:“宗江,那个冰箱里的电灯好像没有关”,我就赶紧起来,一看冰箱里的电灯就是没有关,按一按好像关上了,再关上再打开还是没有关,找不着电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过冰箱啊,用过冰箱的人很少。

  邱晓雨:就是永远打开看着灯都是开着的。

  黄宗江:老是开着的,折腾了半天,这一夜没睡好,觉得冰箱没关电灯,给人家浪费了,那时候我们生活就如此。
不同日本人合作 告别上海舞台

  邱晓雨:那会儿,您带着您的妹妹黄宗英,住在一起。还有(石辉),你们关系也非常不错。但后来在(石辉)演了《秋海棠》之后,有人又邀请您也去演《秋海棠》。

  黄宗江:对。

  邱晓雨:您是不同意,是吗?

  黄宗江:在上海剧艺社跟上海职业剧团差不多一年,就到了1941年12月7号,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们那时演出都在孤岛,因为租界上还是英美法的势力,日本人进不来,所以叫孤岛,还可以抗日。等到日本人一进来,所有这些团体就自动解散了,因为不能做抗日活动了,就自动解散了。自动解散还要吃饭呢,慢慢就商业化,就组织商业剧团了,那个时候我们跟(石辉)还一块演过戏,都不在一个剧团了。

  邱晓雨:已经分开了?

  黄宗江:不在一个剧团了,(石辉)他就演《秋海棠》,他演的真好,后来电影界的《夜半歌声》的导演,喜欢专门拍那种漂亮的人变成丑陋的人这样的故事。他要拍这个电影,就找我。可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统治电影了,没有统治话剧,已经统治电影了。就是说我要是参加这个,不要说600元---我们话剧界600元,他连价码都提出来了。说你来拍,跟(刘琼)一样,那是电影皇帝,3500元。我一下从600元变成3500元了,是吧?

  这个戏跟日本军国主义也没什么关系,可是当时我觉得跟日本人沾边了,就觉得“民高一尺,魔高一丈”。当时的上海小报上已经有这种,(石辉)跟黄宗江竞争话剧皇帝。我这个人是不好争,觉得没意思了,这些剧团不容易,尽量搞艺术,因为要商业化,就跟现在的倾向有些相同,很多在艺术上更重视赚钱了,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一走了之。

  邱晓雨旁白: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深刻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此时身在上海的黄宗江也告别了上海戏剧界,辗转湘贵,最终到重庆参加了夏衍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

  黄宗江:地下党给了我旅费,我就到重庆去了。

  邱晓雨:为什么地下党给您旅费?您是带着身份去的吗?

  黄宗江:因为我去的剧团叫“中国艺术剧社”,夏衍、(金山)什么的,这些都是地下党员,甚至是公开的党员。

  邱晓雨:好像到重庆之后,又开始管道具了。

  黄宗江:我在上海已经出名了,去重庆谁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国统区跟沦陷区没那么多交往,我在上海已经是名演员了,到了重庆谁知道我是谁啊?当然也是因为地下党介绍才去的。就说你管道具吧,我这个人是不好争的人,有机会演我还可以出头嘛。去了不久,夏衍他们就说,黄宗江真不错,你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金山)、张瑞芳两个人主演《家》,后来(叶露希),就是赵丹的前妻从新疆回来了,就跟我们(叶露希)拍了一组《家》,我又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演员。重庆还有戏剧节。

  邱晓雨:“雾季”戏剧节。

  黄宗江:我就演一个原来跟黄宗英演的戏,叫《君子好逑》,演一个很腐朽、很保守的老教授,向一个少女求婚,小喜剧。周恩来跟邓颖超也去了,他们看得很高兴。那个戏原来是黄作霖导演的,我很开放了,演闹剧行的,人家都觉得有点新意了,慢慢的我就是主要演员了。

  邱晓雨:就是又开始可以走到台上了。

  黄宗江:嗯。

  邱晓雨:不过据说您比较出名的有一出戏,是《戏剧春秋》里面,你扮演了三个角色?

  黄宗江:《戏剧春秋》这个(模特儿)是谁啊?当时为这个戏剧运动挣扎了多少年,祝它的寿,就叫《戏剧春秋》。就叫我前头演一个老头儿,一个腐朽的老头儿。女儿演戏他反对,演文明戏时代,老头儿追上台去,追的一塌糊涂,结果上台观众还鼓掌乱七八糟的,这个老头儿就是我演的。后头演一个赵丹那样的角色,很小生型的。

  邱晓雨:风流倜傥。

  黄宗江:那是风流倜傥,我看那个戏没意思,就是风流倜傥,带着一个法国小帽。这种人物没意思,我说我不演这个,挑个角色演,演几个小角色。前头是老头嘛,后头了我演一个小开,就是欺负女演员的那么个人。这个角色都没话,就带着个女明星,这个女明星就是(艾霞),后来自杀了,就被这个洋场恶少害的。一看洋场恶少就是欺负人的人,话都没有,穿一身比较花的西服,就一个过场,我就可以获得一片掌声。

  邱晓雨:为什么呢?

  黄宗江:当时表演就是一种神态,就是我玩弄这个女人。我在门口这个女的要过来---这种就不能言传的---我在路上一挡,后来我就让她过去。观众就觉得这里有很微妙的关系看出来了。第一个角色是腐朽的老头儿,第二个角色是洋场恶少,第三个角色演一个茶房。这个主角很失意,演抗日戏又受阻,演员又闹别扭,情人又离开了,结果剩他一个人喝闷酒。我是个茶房,也没什么文化,就是收拾杯盘,那个气氛是很衰的一个气氛。

  邱晓雨:很低沉。

  黄宗江:找我演这个茶房,(郑军礼)导演,(郑军礼)说怎么样?你从这儿走到这儿,端着盘子,我说我设计一下,你看一看。

  我就哼哼京剧:“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就是这么一个过场。

  邱晓雨旁白:作为一位历经近90年风雨的老艺术家,黄宗江拥有比一般人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他一起去往了南开中学,了解了为何他和周恩来、曹禺并称“南开三大女演员”,聆听他在解放前的上海自定义为“流浪艺人”的故事,以及在重庆一鸣惊人的演艺经历。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对话黄宗江老先生,倾听他创作电影《柳堡的故事》时,有哪些背后的故事。

  以上就是本期《环球名人坊》, 邱晓雨代表节目制作杨小磊、监制洪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抗日时远渡重洋 解放前重回队伍

  邱晓雨: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对话黄宗江老先生,倾听他为何又飘洋过海,成为了一名水兵,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电影《柳堡的故事》时,留下了哪些不可避免的遗憾。

  邱晓雨:应该说在重庆那会儿,你已经立住脚了,大家也对您的表演认可了,但是什么样的原因您又变成一名水兵了呢?

  黄宗江:当时形势很坏,湘桂大撤退,日本人都快侵略到重庆了。时局很坏,我也很忧伤国事。那个时候,忧伤国事,爱情上又受挫,正好在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就是(冯宜岱),黄宗英后来的丈夫。

  在他家里碰见一个交大的学生,他就要加入一个中国赴美参战的海军,那个时候美国有租界法案,就是半卖半送8条军舰给中国,还有1条军舰给苏联,都在美国受训。1000人基本上都是老海军的士兵,军官已经出去过一批了。在美国的海军学校受训了十分之一,差不多100个,交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的,学航海的、轮机的、电机的,有100个学生去了,没有我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冯宜岱)找个亲戚,跟军队有些关系的,我就去报了个名,检查个身体,就参加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到美国受训。

  邱晓雨旁白:1943年冬天,22岁的黄宗江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黄宗江与1000多名水兵一起飘洋过海,任务是接收美国赠送的对付日本侵略军的8艘军舰。而当他们驾着军舰回国时,日本已经投降,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于是黄宗江借故患了肺病脱离国民党军,回家养病,同时,他开始构想自己的一部大作《大团圆》。

  1946年秋天,黄宗江又一次走进燕京大学校园,过起了一边写剧本、一边读书与一边谈恋爱的生活,然而这次婚恋仍以失败告终,黄宗江再次出走上海。他没有能够取得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书,但是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作品《大团圆》终于完成了。1948年,黄宗江的《大团圆》大获成功,这是他第一个搬上舞台和银幕的作品,正是这部作品改写了黄宗江的后半生,令他从演戏转为职业写作。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居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告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建国前夕,身体尚未痊愈的黄宗江激情萌动,投身军旅,他被分配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文工团,并很快接手了一个让他日后成名的电影剧本创作工作。

  邱晓雨:在1949年的时候您又一次当兵了,这次是人民解放军。

  黄宗江:我们这些人很早就靠拢党了。像剧团的领导人,就是夏衍同志这些人。我参加中国赴美参战海军,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国民党军队问题,一回来以后就赶紧脱离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找我演戏了,(郑军礼)就找我演那个《乌鸦与麻雀》,就是孙道临那个角色,我说我不想演戏了,推荐孙道临演了。

  我那个时候跟戏剧电影界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已经算是金山公司的编剧了。1949年解放,我就等待着进入党组织上海电影厂工作了。有个叫(白文)的,三野特纵文工团的团长,带文艺处招兵买马,我当然想走在革命的第一线,我说那我去吧。后来我征求夏衍、(于玲)他们的意见,他们说很好,去吧。他们又背着我跟(白文)讲说,待不住你们给我送回来,我当时要是身体好,我要参加那个武的,不能参加那个文的。

  我们很早靠拢党了,也很单纯。共产党是抗日的,国民党在抗日上不咋地,有很多腐败的。当然今天看起来国民党也不是没抗日,蒋介石也不是没抗日,当时共产党是抗日的主力。还有一个,我们这些人,小的时候看书就希望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树立这样一个社会,当时社会主义了解不多,可是我们觉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为革命工作,当然我觉得还是搞戏剧电影,我也搞不了别的。

  “我最多是《柳堡的故事》的干娘或者奶娘”

  邱晓雨:当时改编了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个剧本是《柳堡的故事》是吧?

  黄宗江:对,那还是建国前夕,有一天领导就跟我说,一个小说很好,预备发表,你可以去找这个作者,改成电影。这个电影叫(胡士岩),是上海的一个学生参加了新四军,这时候作者肺病住在医院里,就去看他。我们一见如故,得谈很来。我也当过指导员,也见过这样的战士,他说我是有亲身经历的,可是要按生活的真实呢,其实两个人当时没有谈恋爱。不过想谈没谈,这个战士一走很可能就牺牲了,再回到这个村子可能性很小,即使回来了,那个女孩子多半也嫁人了。

  邱晓雨:不像电影里面的那个结局,描写的让人觉得那么好。

  黄宗江:他说后来,我再一想,这个是不健康的,说这个主题应该摆到哪儿呢?就是刘少奇在他的《修养》里讲的,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革命利益,必要时候要牺牲个人利益。可是归根到底个人利益、革命利益是统一的,就是说这个戏的主题在这儿。后来就把我们上报到刘少奇那儿去了,那还是建国前夕,电影一改出来是1957年。

  邱晓雨:改了7、8 年。

  黄宗江:7、8年。不过是因为领导上支持又犹豫,又这个又那个,后来我都火了,想吃又怕烫着。

  邱晓雨:是不是有好多话都在小说里出现,在剧本里是不能有的?

  黄宗江:对,举个例子嘛,这个小说里说,我虽然是指导员,我看见好看的女孩子我也会看一眼的,很生活的句子吧。

  邱晓雨:对。

  黄宗江:其实八一电影厂还没接受这个东西呢,还没拍故事片呢,结果就给我画个大叉子,说这样的语言在小说里还可以,在电影里是不允许的。(李进)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得是战场上的英雄,应该写在战场上嘛。后来我跟(胡士岩)说,你参加进来,你打过仗吗?他说没打过。他一写稿,(李进)又是炸碉堡、又是上云梯,一看就不像个东西了。我就说回到原小说,后来我就写了文章柳堡二妹子的亲娘,小说作者(胡士岩),我最多是《柳堡的故事》的干娘或者奶娘这么个关系。

  邱晓雨旁白:影片《柳堡的故事》是以剧中人故地重游的回忆开始。1944年春,柳堡地区终于解放,新四军战士纪律严明、作风严谨,很快就解除了当地百姓的疑惧心理,和百姓打成一片。四班副班长(李进)在村民二妹子家养伤的时候,两个人互生好感,但是指导员劝说(李进)放下了他的儿女私情。部队离开之后,恶霸刘胡子欲霸占二妹子,部队接到二妹子的弟弟小牛送来的消息,及时救出了二妹子,而使(李进)和二妹子的感情更加深厚,但是为了革命事业,(李进)放下这段感情,随部队南下作战。五年之后,(李进)成为连长,二妹子也光荣入党成为革命骨干,当(李进)带着队伍又路过柳堡村时,与带领粮船南下支前的二妹子终于重逢。

  《柳堡的故事》在描写战争时期军人生活的影片中,不着重大规模战斗的描写,而着力写军队的修整和军人的个人情感生活,写年轻人儿女情长而又不失其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在战争叙事当中融入了温馨的爱情场景,使影片至今魅力不衰。导演王平以女性化的视听语言,叙说了一段军民之间的个人情感经历,从而使人们对战争历史的回忆平添出一份浪漫和温馨。苏北水乡的风车、杨柳、板桥、轻舟的优美画面,再加上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大胆的爱情歌唱,和电影音乐委婉多情的旋律,极具优美动人的抒情效果,让人心旷神怡,久久挥之不去。

  而在创作了《柳堡的故事》之后,黄宗江也迎来了自己期待多年的爱情。
下级追求上级 情书被错当成剧本

  邱晓雨:《柳堡的故事》应该说是新中国战争题材影片当中,可能算是比较少有的描写爱情的尝试。您的爱情是不是伴随着这部影片萌动的啊?

  黄宗江:我就发现了我的老伴阮若珊。她也是北京的学生,1934年就参加(民先)了。沂蒙山待了差不多7年。她的婚姻也是很糟糕,丈夫是个屡教不改的人,有两个孩子,都不认。老二对父亲根本连记忆都没有,老大据说在幼儿园的时候,父亲要来看他,他拒绝接见。我跟阮若珊结婚的时候,我们是同岁,56年底57年初结婚的。我都30几岁了,老大已经9岁,老二7岁,老二是刚上小学,这几十年过来了。她也过了80岁走的,2001年,她就在我阴历生日那天走的。过80岁了,在古代说就是喜丧了,是吧?现在老大、老二,一个1947年、一个1949年,老大是1947年,都过了60岁了,老二快60岁了,老三是1958年的,也50岁了。

  邱晓雨:现在隔了这么久,您现在还能想得起来当时您是怎么追您的老伴的吗?因为我看到一个介绍:您的老伴回忆说,有一年7月份,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敲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他说请你看看,然后她都没看清您长什么样子,您关上门就走了。当时她好像是以为您给她的是剧本呢,当着别人就打开了,其实那个就是情书吧?

  黄宗江:我那个时候写了一封信,我跟她都没怎么见过面。其它场合上见过两面,我觉得这个人对我合适,在政治上、艺术上都非常合适,就给她写了一封长信。

  邱晓雨:那封信有多长?

  黄宗江:不知道,我又没投稿,也没稿费,人家说万言书,我倒真有万言书啊。

  邱晓雨:有没有万言?有一万字吗?

  黄宗江:差不多吧,就叫万言书,谁知道,我又没数。

  邱晓雨:当时反正很快就达到了目的,打动了当时您想追的阮若珊,是不是?

  黄宗江:跟你讲,这是文革以后才发表的,我们搞了个老伴集,有她的回忆录,有我的零碎的回忆录,有这封信。

  她是1934年就参加革命了,老干部了嘛,已经是前线话剧团师一级干部,我才连级干部。换过来,男同志担首长,师一级首长、老党员,找了一个女的,连级干部,非党员,历史还清楚,那也就很正常了。

  邱晓雨: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您那会儿,像这样一个男性,职位没有这么高,去追求一个职位高一点的女性,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大家会这么做吗?通常大家是不是都不这样?

  黄宗江:这个也不通常有,我看我党我军史无前例,我不说史无前例,我根本没想这些问题。就觉得俩人好就好嘛,我也不自卑,干嘛政治上自卑啊。一个相信党的人政治上是不自卑的,有这样的话。我们俩好了以后,她爸爸是1931年的党员,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我家无白丁,就是说我们家没有非党员,就说说而已,后来整个家庭就承认我了。当然还是有不承认我的人,周围舆论还是有的,认为阮若珊怎么找这么一个人,还是有的。只要当事人不在乎也就没事儿了,阮若珊是很好的女性。   

  因为文革不能出炉的《南方啊南方》   

  邱晓雨旁白:阮若珊与黄宗江,女方是老党员,准师级干部,男方是非党员,连排级干部,在地位、等级至关重要的年代,这样两个人的结合无疑难以让人置信,而阮若珊勇敢的接受了黄宗江的爱,并于1957年二人喜结良缘。与阮若珊的结合使黄宗江找到了一个安心之所,1958年总政创作室解散,黄宗江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阮若珊已专业到戏剧学院任教。黄宗江继续自己的创作,《海魂》和《农奴》就是这一时期他代表作品,而他也逐渐成为一名新中国知名的剧作家。

  在之后的日子当中,黄宗江最终未能躲过文革的劫难,1964年他前往炮火连天的越南南方出生入死,创作了一部自以为立下战功的话剧剧本。不料,这个剧本却成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当中记载的批判靶子。

  邱晓雨:有了这样一个安定的家,有一个很好的妻子,接下来就又是您的创作了,《农奴》、《海魂》那一段算不算您自己心目里,觉得是你创作最高峰的时候?

  黄宗江: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叫最高峰,那个时候是有任务观念的,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海魂》因为不是有海军军舰起义嘛,我当过国民党水兵,派我去正合适。《农奴》因为我正去西藏,去西藏的时候很想写故事片,老写不出来,回来以后憋了很久才出现《农奴》的。那个时候所收集的材料、所感触的东西还是比较真实的。我还很有幸,因为我老觉得我是个新兵,周围的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杀来杀去的人都是这些老同志,所以我就力争到战场上去,抗美援朝我去了,尤其是援越抗美。

  我们当时奉命到越南南方,到北方的人不少。越南南方到现在据我所知,除了我们有一位作战部长去过以外,我们这支队伍是稀有的一支队伍,去拍了纪录片。当时写了一个剧本,这是我一个重要剧本,叫《南方啊南方》,那个时候什么盛行《南方来信》、《南方烈火》这些,要是有“南方”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种很火热的。你就是很想用这个名字,可是南方什么呢?很难超过前人用过的,所以我当时出了个《南方啊南方》。

  当时是很艰苦的,我们行军走过去的,越南同志管这个叫小长征,从河内一直走到西贡附近,走到游击队的中心基地,就是小长征。后来我就得了疟疾了,那时候都睡帐篷,我打着摆子、得疟疾的时候,就写了这个剧本。剧本通过柬埔寨,通过西哈努克路线,寄回国,我还没回来,就寄回北京了。这个作品是我在战场上、在游击队里写的,我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同时我很想写一下战争,我觉得比较成熟的一个剧本,写越南人和美国人,都有他的道理、他的根据,同时我自己有阶级分析。

  这个剧本寄回来了,寄到八一电影厂,还排演话剧了。排演开始不久,有演员发现说这个剧本是人性论的,就搁下了,不但搁下了,开始有批判我的打印稿了,我就回来了。其实剧本里就是什么问题呢?我在越南英雄家庭里头,英雄母亲、英雄孩子,剧里头写了一个叛逆的伪军,美国家庭方面,美国母亲是反对这场战争、同情越南人民的,这是个莎士比亚教授。我觉得我这个阶级分析很准确啊,你不能都清一色,是吧?结果就说这个是人性论的标本。

  年近九十的感慨:艺术人生兮   

  邱晓雨旁白:帽子被一顶顶的扣在黄宗江头上。文革当中,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一度下放到甘肃天水。当文革恶梦结束,黄宗江和阮若珊都已年近花甲,人生一段壮年时光被浪费掉了。黄宗江重新拾起自己的笔,进入下一个创作高峰期,《柯棣华大夫》、《秋瑾》等作品在此时纷纷问世。同时,他还作为文化使者到国外讲学。认识黄宗江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个充满活力、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今天年近九旬的黄宗江,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对于创作他有着自己不愿割舍的情结。

  黄宗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夏衍那会儿已经打瘸了,已经放回来了。我去看他,夏衍就瘸着腿送我出来,跟我说,少壮派,好自为之。我说夏总,我已经年近花甲了,夏总就说,我总归是少壮派,我说好,如果是永恒的少壮派,多少年都过去了?20多年都过去了。我最近还想改一改这个剧本,文化大革命后我还是搞了一些工作,写了一些散文,坦白书我发表了,我骂江青的也发表了,给我老婆的第一封情书也发表了,并不是这个事,因为这些事是最真实的东西。

  邱晓雨:对。

  黄宗江:我现在已经这个岁数了,不说生老病死吧,我既然活着我还要干一些事情,我还要继续写写东西,今年春天就要出我一本我没有发表过的散文的书,叫《 艺术人生兮》。

  邱晓雨:艺术人生戏?

  黄宗江:兮就是楚辞,就是《屈原赋》里兮的。

  邱晓雨:兮。

  黄宗江:因为想着很多名字都不见得合适,《艺术人生》正找我做节目,就叫艺术人生吧。我的孩子们说人家用了,你再用---当然没有版权的事---你再用好像也俗了。我说我一想,艺术人生兮,“兮”一下也许就不俗了,雅俗共赏。

  邱晓雨:就是一种感叹。

  黄宗江:我还得写剧本,是吧?这个一言难尽了,我还得操作。我写了一个(《海瑞一曲兮马连良》)。文化大革命中,吴晗写了《海瑞罢官》的剧本,马连良演的,这是罪行啊,马连良就这么糊里糊涂死了。章诒和写了一篇《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我说咱俩一块儿写电影剧本吧,她说别,我写了你更难发出去了。我就写了一个《海瑞一曲兮马连良》,我觉得不能忘,巴金就说过,只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所以呢我现在还在写剧本,写什么我也一言难尽了,《海瑞一曲兮马连良》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头一枪,我现在在操作,我现在找一个理解的人,同时又有资本的人把它操作出来。

  当然我还努力做些事情,已经生活到这种岁数了,主要还是工作,还有感情上是吧?

  黄宗江:有三情吧,亲情、友情、爱情。到了这把年纪,爱情主要包括家庭、婚姻,这都是可以划句号的时候了,当然是有美好回忆的。友情嘛,都老了,来往都困难了,并且走的人太多了,我现在基本上不参加遗体告别,唯有活体告别我才参加;亲情的---我为什么特别在乎最后的时候还能见到谁,我的孙子移民加拿大了,也不小了,30多了。小两口说,想生个孩子,我说好。有个老保姆为我服务了10年,我说我这一个人的养老院,扩大为一个小孩儿的托儿所,养老院兼托儿所,我就抱着我的曾孙女,我都往九十走了!

  邱晓雨:您是几月的生日啊?

  黄宗江:阳历11月3号,阴历十月初四,86岁的,去年的都已经过了,就已经进入87岁了。有一次我在底下打黄氏太极拳,有一个老伙计出来,“哎呦,您的身体真好,您活90没问题!”我说那我还有三年呢。你看孙道临不是走了吗,我们小学7、8岁就认识的同学,到80岁的交集了。孙道临走了以后规格很好,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都表示了敬意,对我们文艺界是很好的事情。

  我就想,孙道临身后哀荣,了不起的。可是我不由得不想起已故的战友,像(石辉)、(上官云珠)、(冯哲)等等,他们死得多么惨;赵丹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死的,我想这些老朋友一定也很庆幸今天的日子,他们所期望的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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