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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回应质疑:妒恼怨恨构成污泥浊水

 5月15日,风景如画的北京大学弥漫着春天的气息,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正在进行——科学与文学双峰并峻,试图分享各自的奥秘,构架严谨和浪漫之间的彩虹桥。这一天,91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5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数百名莘莘学子聚首燕园,探讨梦想和奋斗,探讨如何看待“诚”与“信”,探讨对美、哲学、信仰、价值的认识。    

  为这场思想盛宴穿针引线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范曾,他作为主持人用充满哲思和趣味的语言,钩沉千百年来艺术的修为和科学的秘笈。5月19日,在京郊范曾画室抱冲斋,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范曾,字十翼,1938年农历六月初八出生于江苏南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的半壁河山成为沦陷区,他在逃难的途中呱呱坠地,在苏北农村度过颠沛流离的儿童时代。他最朦胧的记忆,便是与一大群衣着褴褛的孩子围着木窝玩,玩具就是手中的土块和石子,以及一条温驯的大狗,与他分享手中干硬苦涩的饼。

  抱冲斋的一壁,是偌大的立面画案。虽未见证范曾挥毫泼墨,但画案所透露的主人的意气风发、磅礴气势可见一斑。

  岁月的风轻轻拂过,留下先知先贤的空谷足音。在墨迹斑斑的画布背后,似乎有无数的身影在跃动,他们长袖舞动,衣袂飘飘,裹挟着数千年的烟云浩渺、风雷激荡。在这里,刚直不阿的钟馗、清静无为的老子、仙风道骨的庄子、高标自持的屈原、建安风骨的曹操、倜傥风流的李白、沉着雄浑的杜甫、慷慨悲凉的苏东坡、疏淡峻逸的柳宗元、嬉笑怒骂的蒲松龄、豪放不羁的曹雪芹……恍然可见他们倜傥的身影,听到他们朗朗的笑声。毫无疑问,范曾在作画之时,将自己也画了进去,他忘不了成长中的青春恣肆、苦难中的坚韧不拔,也忘不了狭路相逢的寒霜、华山论剑的雄心。

  抱冲斋窗外,一棵千年老槐树开枝散叶,绿荫蔽日,这是他从山东被砍伐危境中挽救而来的“鲁槐”,阴对阴、阳对阳,精心栽种。草木有情,它以葳蕤葱茏的生机,回报范曾。

  午后的阳光从老槐树的枝丫间筛下来,在抱冲斋投出斑斑驳驳的影子。沉香氤氲弥漫,绛墨醉意缭绕,我们的谈话随意轻松,范曾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妙语连珠。对晚学后生,他儒雅谦恭、文质彬彬。然而,谈到美术的现实与历史,他顾盼自雄、傲视古今;话说文苑的恩怨与是非,他鞭辟入里、略无恕词;论及命运的丰富和沉重,他直抒胸臆、沉吟不已。范曾曾经写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文中剑气,力透纸背。“我保持为人的尊严,自重者人恒重之。”他说,不加掩饰的狷狂扑面而来。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此斯人之谓欤?

  记者:范先生,很高兴有机会与你面对面谈话。鉴于你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以及评论界对你的评价和争议,我希望在提问中保持对你的尊重和理解的同时,也保持我们的尖锐和锋芒,不知你是否介意?

  范曾:有什么可介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学问之道。我今年75岁,在这个年纪,早已“从心所欲不逾矩”。

  记者:前不久你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场“科学与艺术”的对话,邀请杨振宁和莫言跨界交流,宗旨何在?效果如何?

  范曾:效果你已看到,人民日报已有报道,无须我赘述。我举行过很多次和一些高人达士的对话,比如,我曾经和杨振宁在新加坡有一次关于“美是什么”的一个讲座,我认为美术界不少人其实不懂美,更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美。比如,我还曾经同数学家陈省身同台,讲“绘画与数学之美”,同哲学家杜维明同台,谈过“天与人”。我想我们需要多些对宇宙、自然、人生的认知,这是我们对于艺术与生命认知的力量之本。

  记者:你在《警世钟》一文中曾表达这样一个意思:21世纪人类将会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它的名字叫“和谐”。你是一名艺术家,为何将视野放大到这样广阔的领域,关注超乎美术之外的诸多话题?

  范曾:要求六七十亿人口的地球遵循某一种制度、信仰和宗教,无异于痴人说梦。祈望平安快乐,这是生命最根本的企求。正如天体物理学家开普勒所说,宇宙是六声部的大交响。这大交响带给人类的应是安谧和宁静,这是对人类的无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这不言、不议、不说的宇宙,以它横无际涯的广大慈悲,带给人类善意和恩泽。

  记者:我理解,这是一种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行的伟大境界。你想表达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时代弊端的匡正和修复作用。

  范曾:老子讲过,“反者道之动”,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文化复兴也好,回归也好,是目前的文化状态下的一个必须的、基本的过程。老子曾经说过“静为躁君”,意思是宁静和谐是万类的主宰,它足以使烦躁和不安降服。当浮躁统治人类的时候,会失去根本之性,心灵失去了主宰,所谓“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地球将会变成一团乱麻。

  中国先哲崇尚自然,视之可见的是人、地和天,不可见的宇宙的法律是“道”,“道”的背后还有那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恒居不变的根本道理。这道理布之弥广,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对人类有限的历史和个体有限的生命,那是永远无法穷极的藏得太隐秘的“理”之所在,这“理”给人类恩泽无限,永无尽期。它不只是“善”的存在,也是“美”的存在。

  记者:《易干凿度》记载,“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 《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你取字为“十翼”,显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意。在创作和思考过程中,你如何建立你的“一家之言”?

  范曾:所谓一家之言,就是独特的见解、独立的判断、孤踪独往的坚守。古往今来,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宇宙和人的关系,可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从源头开始就有非常大的不同。马克思曾称古希腊是人类文明健康的童年,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春秋战国之交称为中国古代健康的童年。健康并不是讲当时没有战伐、没有杀戮,而是指人们的思想比较贴近自然。

  记者:中国古代的种种概念,如“道”、“仁”在古代文献或后世诠注中都显现出横空出世的状态。学者努力尝试解读虽有很大成就,但仍然没能作出理性的结构和架设。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缺乏逻辑,也似乎可以大而化之地体现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思辨之中。

  范曾:庄子曾经跟惠施辩论一个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讲的是物质的分割性。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回国,毛泽东就问过他,有一根一尺的棍子,那么每天取一半你能取完它吗?杨振宁说,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无穷极的过程。这个朴素的想法在中国2300年前惠施就提出过,但是他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名家”,也就是逻辑家。遗憾的是,这个逻辑的思想没有得到发展。比如说,数学是科学之母,数学的核心就是逻辑学。中国从汉代流传下来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它都不能算作是数学,而是一个算数的术。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缺乏逻辑特质,这已经是不争的憾事。

  记者:艺术占据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你笔下的人物与你有怎样的关联?似乎是你经历的映射和感情的投影,你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范曾:的确如此。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那是因为我所画的主题弘扬了中国不朽的历史、文化。人们喜爱我的画,那是因为其中有着炎黄子孙的傲骨烈魄。1955年,我17岁,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19岁时,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史系,我写了几篇十分幼稚可笑的文章寄给江丰院长。文章立论当然是疏漏肤浅的,但文笔可能不坠家风;中央美术学院很快地表示欢迎我去。美术史系半年便草草收场,我转到中国画系。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艺术大师: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郭味蕖、李斛、刘凌沧、黄均、俞致贞、宗其香……李可染先生曾送我一幅书法:“七十二难”,鼓励我勇猛精进。

  记者:郑欣淼曾经高度评价你的艺术创作,“诗魂书骨,大美不言”。你的绘画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寻根意识”,你如何看待中国美术传统对于你的影响与观照?

  范曾:我认为,举凡中国先哲深睿高华之感悟,史家博雅浩瀚之文思,诗家沉雄逸迈之篇章,皆为中国画源头活水。

  我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跟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这是件十分浩繁艰巨的工作,今天想来,是对我的考验和锻炼。

  闲暇时候,我整理我的艺术思路,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頫—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是中国白描线条的发展史,对此我不是曾痛下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曾心摹手追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记者:在5月15日“科学与文学”对话中,你和杨振宁、莫言曾分别选择一句话送给在场的学子。杨振宁选择的是“自强不息”,莫言选择的是“青春万岁”,你选择的是“诚外无物”。你怎么理解这四个字?你可曾用这四个字指导你的创作和治学之道?

  范曾:有一次在法国,我在大仲马像前鞠躬,周围几个法国青年人嘲笑我,说看这个东方的老头在干什么!我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是你们法兰西的骄傲,大仲马的书你们读过吗?他们说,不知道,没读过。所以,现在青年的危机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同样存在。正是这种危机意识迫使我说出这四个字。我认为,天赋和勤奋缺一不可,我择选弟子,首先考虑诚实。“诚外无物”,这是我们目前社会最需要提倡的品质和修养。党和国家对人民“诚”,人民一定会拥护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讲诚修睦,大道之行,做到天下为公的话,那么一切为非作歹、营私舞弊的人都会在这“天下为公”的潮流下淹没。在国际关系上做到“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先贤非常好的教诲。其实我想我们的软实力就是讲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就是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软件,而这种软件是亘古常新的。

  记者:世界舆论称赞,过去30多年,最伟大的举措是改革开放。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范曾: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讲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愿意的,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历史推着走。这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悲观之论。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要改革,我觉得习近平同志讲了一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非常之好。大的国家要治理它一定要有非常严格科学的步骤,而不是视之易、举措急。

  记者:你在“科学与文学”的对话中,也讲到中国梦。你如何看待你个人的理想追求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之间的联系?

  范曾:我最近总在想我们大家畅想的中国梦,我们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我简单地理解,什么是价值?就是“有用的”;什么是核心价值?就是“最有用的”。中国目前最有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党的十八大已做了明确表述。按照我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孟子曾经讲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非常深刻。

  记者: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邦谈到美国的现状时,称之为“资本时代”。众所周知,近年来,艺术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美术领域,它的市场化力度最大,画家追逐利益投身商业的很多行为深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也有人批评你用流水线方式创作中国画,你如何看待这些社会意见,如何看待美术和利益的关系?以及美术的市场化和商品化问题?

  范曾:这是画家的悲剧,是艺术的悲剧,是艺术家的悲剧,我们要摆脱这种悲剧必须保持心灵的纯洁,要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个艺术家,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你对艺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起着什么作用。我可以坦率地说,今天的画家多不思考这个问题,一些画家没有艺术追求,甚至蝇营狗苟,玷污了艺术的尊严和圣洁。

  我对待这些只想到自己怎么市场运作怎么卖钱,没有艺术品格的人,鄙视而远之。市场上有很多我的画,都是假画,造假之人很龌龊。

  记者:现在外面对你有很多争议,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你觉得是跟你思考和表达的风格有关系吗?或是跟你做事的率性而为有关系?

  范曾:都没关系,和人性的弱点有关系,妒忌、恼怒、怨仇、嫉恨,“妒恼怨恨”构成了对中国当代优秀人才的污泥浊水。你看,我的生活非常平静,非常认真。《四库全书》在我书房里,8万卷,我挑出近800卷来,准备看30年。我今年75岁了,准备看到105岁。为什么定这个目标?我知道这是为自己。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己,为的什么呢,修身、齐家,没有修身、齐家,怎么利他?何以谈治国、平天下?

  网上有关我的一些贬损不实之词,我看都不看。真正触犯我的尊严了,我就把他告到法庭。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所以不畏,就是我所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我的生命的力量。

  记者:以你内心的感觉,你认为当下文化界可以与你对话的人,数之几何?

  范曾:知我者寡。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彭修银曾道,万卷蟠胸见自高,百川横地一峰尊。我是个离群索居的人,我读书、交友、作画,无愧我心,自得其乐。

  记者:你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带了不少博士生,你选择学生的标准是什么?古语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对于自己的学生可有什么期待?

  范曾:我选择学生,首先是品格,其次是学养。两者尽皆完备者不多,可是天下之大,还是有很多可以栽培的栋梁之才。对我自己的学生,我当然期望他们功成名就,可是,他们想超越我,要付出霜晨雨夜的辛劳,还有一段艰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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