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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歆:绷紧“历史与现实”这根长绳

构思就如闪电,产生于人的满含思想、感情和记忆的印痕的意识之中。所有这一切是逐步地、慢慢地积累的,等到电位差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导致放电现象。这时,一是这个被整个儿压缩的、还多少有点混乱的世界,便会诞生闪电,也就是说诞生构思。  

    构思之得以产生同闪电之得以产生一样,往往只需要一个极为轻微的推动力。  

    ——[俄] 帕乌斯托夫斯基    《金蔷薇》

  在过去的10年中,我除了创作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还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来阅读有关中国红色革命史的书籍和资料,当然也用了6年的时间来思考、准备、积淀,在最近4年的时间里,连续写了5部相关题材的长篇小说,我尽力在创新、在努力,最近正在创作最后一部与中国红色革命史相关的小说,算是为此类题材作一个“10年告别”。

  在写这部暂名为《归故乡》的长篇小说中,我思考最多的不是写作技巧,不是如何变换花样讲述故事,甚至也不是如何塑造别致的人物,更多思考的是该如何讲好历史——特别是中国红色革命史,如何将中国红色革命历史置身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和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而不仅是局限在中国历史中;不仅要向中国的年轻读者讲述,还要向国外的青年讲述——之所以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或是创作的首要纲领,源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我认识一位在中国生活了10年的法国“70后”,他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小两口安居乐业,幸福美满。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当说起中日钓鱼岛争端时,我问这位法国青年的看法,他认真地对我讲,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我们法国人不知道,我认识的那些外国人也不知道,也就是最近通过新闻媒介才知道的;又说到解决争端的办法,他坦诚地说我们外国人对此不关心,跟我们没关系,随后又脱口而说,既然中、日各说各的理,那就由联合国托管吧。我说那绝对不成,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容置疑的,怎么能由联合国托管呢?这位法国“70后”看着我,继续认真地说,那你们中国人就要把你们的正确主张、钓鱼岛的历史耐心地告诉全世界,要理直气壮地讲,要不断地讲,要用文学语言讲,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话去讲。随后,我们陷入了沉默,一时没有了话题。过了一会儿,又由钓鱼岛,说到了“二战”历史,这位中国女婿忽然激动起来,眉飞色舞地讲述他的家族故事。原来他祖父是波兰人,“二战”中参加了法国抵抗组织,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他祖父身上多处受伤,“二战”后取得了法国国籍,并且享受英雄般的礼遇。我也给他讲述中国的抗日战争,讲述南京大屠杀,讲述中国人如何帮助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我明显感觉出来,刚才讲钓鱼岛话题时,他脸上呈现出来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神态,而说到“二战”话题时,他是亢奋的、专注的,为什么?因为在“二战”这个话题上,中国人、法国人拥有“共同语言”。

  中国文学界最近一直在讲,要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我理解的“讲好故事”,除了其他各种要素之外,还应该含有“写作技术层面”上的。第一,所谓的“世界语言”,就像那位法国“70后”所讲,“要讲外国人听得懂的话”,正像不久前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安倍之流比作《哈利·波特》小说中的“大反派”人物“伏地魔”那样,通俗易懂,英国人听得明白、听得形象,一语揭穿;第二,讲述“中国故事”,不仅要讲当代故事,也要讲历史故事,同时还要把历史与当下结合起来讲,不能孤立呈现,要有历史的纵深感;第三,要找到我们和外国人的话语共同点,也就是人类普遍的精神价值观,人类对正义、光明、美好的共同追求,对阴谋、邪恶、战争的共同唾弃。我想惟有如此,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拥有“技术”上的保证。

  中国的红色革命史,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属于“中国故事”范畴,我们不应该遗忘,更不应该因为当今世界有些国家、有些人对我们抱有偏见,使得我们自己羞涩万分,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讲述“红色往事”,甚至故意回避,我想那样的话,才是不敢面对历史,缺乏对历史的公正态度。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责任把这段岁月里的故事真实地呈现给世界,尤其是讲述给年轻一代——中国的和世界的。要让中外年轻人明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内心情感,还有他们的信仰、追求和理想。明白了共产党人的过去,也就懂得了现在;知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就清晰了现在的中国。因为这是已然存在的历史,真实客观的历史。

  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孤独呈现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都连通着上下百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我们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用现代人熟悉的语调和方式,将历史与现实打通,光明正大地朗读给世界的听众。

  那位法国“70后”的话,让我想到了3年前跟随中国作家采风团前往赣南老区采访的事,当时我看到、听到了太多的历史人物、红色往事;有许多的人和事,不曾出现在书本里、影视剧里,而是存在于人们的口传历史中;赣南之行有感动、有激情,更多的还有思考。我想以赣南红色历史为题材,再写最后一本红色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和我不久前出版的以“陕北红色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陕北红事》,共同组成一个红色叙事的整体——因为赣南和陕北,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革命进程中最主要的两个历史节点。但是,我始终没有动笔,一来没有找到叙事角度,二来也想与《陕北红事》建构起一个既相同又不同的“上下卷”形式的“联体建筑”。

  我是先有赣南之行,后有与那位法国“70后”的聊天,这两件事“前后夹击”,令我茅塞顿开,我决定把赣南的红色往事,置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让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走进这部小说中。在这部已完成了大半的表现赣南红色历史的长篇小说《归故乡》中,出现了德国人、法国人;出现了欧洲的老年人,也出现了欧洲的年轻人。他们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独特的缘由,与赣南红色历史勾连起来;这些出现在小说中的西方人,并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带着自身的家族史和广阔的欧洲历史;这些来自西方的不同年龄的人们,在小说中,有着对中国红色往事的陌生和非议,也有着对当下中国的片面理解,但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小说的进程和小说人物命运的发展,“他们”与“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找到了人类精神的契合点,也找到了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精神平台。

  小说是虚构的,但历史是真实的,是不容篡改的;虚构的小说,必须要有一根历史的长绳贯穿始终;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小说人物的精神,必须要清晰,要体现出正确的历史观。

  出现在《归故乡》小说中的历史事件和当下的现实情况该如何表现:譬如在赣南,不仅拥有50多位新中国的开国将军,还有50多位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军;譬如在“二战”中,为何全世界(除了德国、意大利)只有波兰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明确支持日本侵占中国?譬如为何当下英、德、法三国,当其中一个国家抨击中国时,另两个国家相互配合、选择默声,然后他们再以轮流坐庄的方式,轮番跟中国大玩“躲猫猫游戏”……我理想中的《归故乡》不仅表现过去真实的红色历史,也能再现五彩斑斓的当下生活,不回避、不躲闪。

  当然,小说离不开人物,毕竟需要小说人物来讲话,但小说人物终归到底还是由小说家“操控”的,无论何时,“历史与现实”这根长绳,始终要紧紧攥在小说家手中,并且绷紧它,让小说人物从这根长绳上惊心动魄地走过去,从而完成从“历史到现实”的艺术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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