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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在荆棘里发现花朵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遭遇到“严重的时刻”或重大变故,这样的时刻,人们会如何面对?在邵丽的长篇小说《我的生存质量》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面对人生变故时的典型态度。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在生活中遭遇了重大的变故——她很有前途的丈夫突然“出事”了,这打破了她平静而优越的生活, “某一天,周围的一切依然如故,所有的人都在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生活,只有你从生活的链条上突然滑落了,坠入一个你认为永远不会落入的境地。”这让小说的主人公陷入极端痛苦与焦虑之中,在重大变故面前,她开始重新思考生命中的一切,追溯并回忆自己的过去,描述祖辈、父辈以及女儿一辈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试图将被打碎的生活秩序与价值观粘合起来,重建一个坚固的小世界,重建生活的基底与信念。

  《我的生存质量》:素朴而真诚的诗篇

  在叙述者追溯的过程中,她以极为真诚的态度去捡拾生活的碎片,她一点点回忆,一点点辨析,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并非自然而然的,她的生活方式也是处于时代变化中的某一特定阶段的,既与祖辈、父辈的生活不同,也与女儿一辈的生活不同,即使是在同辈人之中,她也与其他的人不同。在这里,她将过去的生活客观化与相对化了,重新思考,重新打量,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小说的结尾,她的女儿也诞生了一个孩子,新生命的降生既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也让我们看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无论遭遇怎样的变故,生命是最为宝贵的,生活终将延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当面对人生中的重大变化时,我们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以超越的方式走向宗教,如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礼拜》所说,“每个人总会蓦然发现/自己有变得严肃的渴望/总会带着渴望来到这里……”中国人并不走向抽象的外在的宗教,以忏悔的方式净化灵魂。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主人公所做的,一是走向家族,在生命的流转中寻找个人的来路与归依,在家族脉络中找到个人的位置并获得内心安慰;一是走向内心,从个人的成长史中梳理“自我”建构的过程,发现生命的缝隙与假象,从而重建一个新的“自我”和一个新的立足点;一是走向审美,小说的主人公并不试图逃离现实,而是既在现实之中,又在现实之外,以一种超越性的目光重审个人的境遇,在痛定思痛中重新发现生命的真义与美感。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命力,它并不寻求外在的评价,也不寻求最终的结果,而只注重生命的过程本身,珍视生命中所有的欢笑、泪水、疼痛与悲伤,正如小说结尾处所写到的,“如果你觉得生命是值得珍惜的话,那你至少应该懂得,你的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正好——刚刚好,享你该享的,受你该受的,不多不少。所有的执著都是为了放弃,所有的放弃都是因为曾经太执著。……我们永远不能准确地预知自己的将来,但对过去的日子总该知足吧!难道我们握在手里的生命,还不够甜吗?”——在饱经沧桑与看尽人情冷暖之后,这样的感悟足以令人动容。

  在写法上,作者在小说中插入了自己以前小说中的一些段落,并与叙述者“我”贴合在一起,叙述语调真挚自然,让读者跟随叙述者一起感受到了追寻中的困惑、痛苦与悲喜。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为“回心之旅”,人穷则返本,在叙述者的苦苦追寻中,我们既看到了她的心路历程,也看到了她在自我省思中达到的新境界。在叙述上,作者发展出了一种细腻、真切的写作方式,看似自然随意,却是作者在生活体验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她以自然的笔调写心中之事,打破了小说的叙述成规,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朴素的写作方式,也看到了她真诚的人生与写作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来自沉痛经验的一部素朴而真诚的诗篇。

  但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人也将《我的生存质量》称为“官场小说”,如果我们以官场小说的常规来看,这部小说并没有过多地涉猎到官场的内容,而只是表现了官场的“后果”,其关注范围仅限于家族之内,带有浓重的私人感情,如果能加入一种社会的视角,则可能会使整部小说更加丰富。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生存质量》与魏微的中篇小说《家道》颇为相似,它们的新颖之处在于写出了官场背后的家庭世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观察官场的新视野,让我们看到了官场的荣辱浮沉对一个家庭的巨大影响,但在这里也遇到了一个道德与政治上的困境,即我们是否应该只在家庭范围内来评价官场中人的作为?在《家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失势对妻女的影响,在《我的生存质量》中,我们同样看到丈夫在官场的巨大波折对主人公所造成的内心创伤。

  在家庭的范围内,我们的情感与立场必然会站在官场中人一边,但如果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我们必然会追问事情的真相并对之做出评价,但这里的评价标准并不必然与家庭范围内的评价相同。这里涉及的是当代中国的复杂道德问题。传统中国有私德与公德的区分,一个私德好的人在公共社会领域中未必会被视为好人,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有新道德与旧道德、西方道德与中国道德之别,一个传统的孝子未必就是新社会的好公民,一个西方的绅士也未必会在中国社会获得好评,这些道德标准之间的复杂交织,以及当代中国的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动,让当代中国的道德评价标准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我的生存质量》和《家道》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这些问题,但是它们侧重于家庭范围内的书写,也让我们看到道德的复杂性,让我们思考社会标准与家庭评价之间的矛盾与撕裂。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社会真正的问题与疼痛。

  《我的生活质量》:官场的“成长小说”

  与《我的生存质量》相比,邵丽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更像“官场小说”。来自乡村的青年王祈隆,通过发愤读书考上大学,毕业分配进了城。他志存高远,却只能在农校过着落寞孤寂的日子,后来虽阴差阳错结了婚,情感生活却没有质量。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祈隆走上了仕途,逐渐晋升至市长。他的艳遇不断,但感情问题却难以得到解决,内心充满了困惑、矛盾与挣扎。这部小说也与通常的官场小说不同,它并不侧重于揭示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而注重描写官场中的人,更像是一部在官场的“成长小说”。小说重点在揭示王祈隆的人生道路与心路历程,通过他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经历,展示了一个人的处境及其变化,也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面向与剧烈变化。

  在小说最后“我的自白”中,王祈隆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和他经历的女性,他说,“终于走出了大王庄,我觉得我是条自由自在的鱼,从那片养育了我生命的泥洼子里,毫不犹豫地游进了城市的滚滚急流里。我带着我的自信,带着我的倔强,我是挣扎出了自己的流域。城市的天空是那么的狭隘,城市的空气是那么的污浊,城市的人是那么的自私和丑陋,他们像排斥粪便一样急于排除我。但是,我站了起来,我告诉他们,我要当县长!我在她们的眼眸里观照自己。是的,那些城市里的女孩们,她们用眼光发给你进入城市的通行证。她们,刘圆圆、冯佳、高不可攀的李彤……我从一个城市游到另一个城市。我从一个小城市游到一个个更大的城市。可是,我越来越迷茫,我的城市在哪里?我奶奶的城市又在哪里?在城市的屋檐下,我总是在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在这段富于总结性的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祈隆的内心矛盾与情感结构,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及其跨越的努力;二是男女关系的复杂性,征服女性是他征服城市的一种方式,而这又牵涉到情感、婚姻与道德问题;三是官场的险恶复杂,他的挣扎与奋斗;四是现实处境与心灵归宿的矛盾。王祈隆身上不仅集中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矛盾,而且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并非是一部单纯的“官场小说”,它比官场小说多出的部分,恰恰是小说前半部中王祈隆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史,这是一个乡村青年的进城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小说通过这一部分的描述,展现了一个乡村青年的艰苦生活及其不断进取的精神。正是有了这一部分“前史”,《我的生活质量》才与《沧浪之水》《国画》等官场小说不同。或者说,《我的生活质量》才与《沧浪之水》《国画》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视野。在这里还需提及,在《我的生活质量》及《平凡的世界》《沧浪之水》等小说中,蕴涵着一种不断进取的时代精神,主人公总是不满足当下的生活现状,力求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这样的追求或者表现为个人理想的自我实现,或者表现为官场的生存智慧,虽然其中不乏可以反思的因素,但这种进取的精神恰恰是一个民族保持活力的象征。而在优秀的官场小说如《我的生活质量》《沧浪之水》《国画》中,当主人公到达一种新的生活处境后,他们也会对官场中的进取保持一定的反省,正如上引王祈隆的自白一样,虽然对王祈隆这个复杂的人物我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但在他身上体现出的“进取—反思”精神,则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

  中短篇小说:细腻与大气相结合

  邵丽的两部长篇小说虽然引人关注,但她创作更多的是中短篇小说。在我看来,她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两类是最为独特的。

  一类是写女性、情感与婚姻的作品,如《明惠的圣诞》《汤丹的寂寞》《迷离》《生活痕迹》《马兰花的等待》《木兰的城》《城外的小秋》等。在这类作品中,邵丽发挥了她作为女性作家敏感细腻的优长,对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有着细致真切的刻画。但另一方面,邵丽很少孤立地描述主人公,而是将之放置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与人际纠葛中,放置在大时代的矛盾与冲突中,描述出人性在特殊环境中的变化与变异。以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明惠的圣诞》为例,小说中的明惠高考失败后进城打工,后来做了一名“性工作者”。小说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写这样一位失足少女,而在于写出了她在污浊的环境中如何维护自己可怜的尊严,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篇小说中,邵丽对明惠的心理有着细腻的刻画,同时将她放置在一个特殊环境中,通过少女之死映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病症。

  如果说这一类作品展现了邵丽细腻的一面,另一类作品则显示了她大气的一面,那就是以《刘万福案件》《人民政府爱人民》《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周春江》《挂职笔记》为代表的描述基层干部的小说。这些小说以邵丽一次下乡挂职为契机,通过这类作品的写作,邵丽走出了城市生活的狭隘范围,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中国大地与民众,在这些作品中,邵丽对乡村逻辑与官场逻辑及其矛盾有着细致入微的描述,显示了她在大视野中把握现实并将其艺术化的能力。

  邵丽说,“我更倾向于在苦难里发现美好,在荆棘里发现花朵,在阴霾里学会看到阳光。文学的神圣在于,它始终使我们的精神挣脱沉重的肉体,以独立和自由的姿态,存活在另一个可以抵达永恒的世界里。”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苦难与阴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了花朵与阳光。那些美好的东西穿越重重雾霭,在某一刻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或许这就是艺术的力量。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邵丽既有细腻的一面,也有大气的一面,她的作品将两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这是我们在女性作家身上较少看到的品质。来自中原大地的邵丽继承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元素,又融入了新时代的观察与思考。在她的作品中营造了一个细腻而开阔的艺术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面影,也可以看到作家毫不妥协的写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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