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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地方性及其叙事

——夏商《东岸纪事》读后

葛红兵 王雷雷

摘要:夏商的《东岸纪事》是一部地域特点鲜明的小说;在内容上,作者将市民的生活图景和地方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使得小说同时具有了地域风情的真实感和时代变迁的历史感。在小说语言上,作者对方言(沪语)进行了适当转换,并运用于小说的创作,使得小说地方性特征愈发鲜明,《东岸纪事》是新方言叙事的一次成功尝试。

关键词:市井文化 历史 方言写作 地方性写作

葛红兵: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王雷雷: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东岸纪事》讲述了大上海的“变迁”故事,这个故事涉及一个相当长的时段,相当多的人物,作者按照时序,让人物逐渐出场,在不同的时间,让不同的人物成为重心,于是形成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螺旋式结构。大故事是浦东这个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十数年间的历史变迁,小故事是其背景下一个又一个人物的人生悲喜。浦东开发,改变了这里的社会生态,原始的小城镇风貌逐渐被大都会生态取代,《东岸纪事》是关于这个变迁的大叙事,换而言之,《东岸纪事》是一部关于地方性及其变迁的小说,这个地方的气质是如何改变的?作者写地方生活;但是,作者用小市民日常生活为切入点,用一个一个个人截面,去记录,时间在这里是寄托在地方性上的,终究铸就的是一个地方性写作的“小”传奇。

小说最出彩的地方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描摹,这种描摹是文化意义上的,作者不急于说故事,也不急于讲人,而是把风情、世情的描写讲述放在首位,让地方性生活逻辑先于人物和故事出场。作者在提到某一具体地的时候,不会忘记介绍此地的人文历史、地理特征,说到“南码头”,作者就要岔开笔触,不厌其烦地从不同角度来介绍它的历史、现状,甚至不惜笔墨重复,在小说不同的地方来来重复介绍,像画地图一样,把它周围的街道布局、公园影院等游玩处意义道来,它作为交通枢纽、作为商业繁荣的由来,一时熙熙攘攘的繁荣,都是要慢慢熨着烫着写的;有时,作者会忘记了故事,故事断了,人也停下来了,等这个地方在语言上被“长”出来,比如写到“六里桥”的时候,作者就穿插着大段介绍六里桥地名的来源、周围民居的布局,甚至脱开缰绳介绍夏天傍晚人们在桥边纳凉闲聊的图景。

地方性,在作品中变现为大量的浦东地名、街名,不知道老浦东人看到这些名字是否能勾起真切回忆,对于一个不是上海人的读者,不是浦东人的读者来说,这些地方构成了地方性的装帧要素——不管如何,这些地方如今多数已经不在,或者即使在,也改变了当初的模样,“六里桥”还是当年的六里桥吗?恐怕早已经是钢筋水泥的高速路或者高架桥了吧?然而,川沙、南浦、周浦、六里桥、南码头,这些如今都是依然存在着的,它们在1993年浦东大开发后,完全变了模样:或者建起了高楼大厦,或者变成了工厂、公园、校区等等。然而,这些地名,它们所代表的文化意味到底是什么呢?它们原处意义上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

夏商的《东岸纪事》就是这样一个文本,它是一本关于地方文化的考古学记录,一本地方叙事。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变化最快的地方,在过去的30年里有4亿人被归并入城市化进程,与之相连的是土地及其状貌,都被彻底改变了——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经历了如此的大拆大建,一种彻底磨平历史的大拆大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性”似乎也在逐渐消失,什么是中国的“地方”呢?方言在消失,土地的地方性状貌在消失,钢筋混凝土在取代过去的一切,引进的行道树在代替过去的地方性植物,人也在改变,人们的服装和语言改了,同时风俗也改了,一切已经在世界化的潮流中被洗刷掉了,剩下的是什么呢?

那个“小地方”的秩序、记忆如今似乎只有在叙事中存在,《东岸纪事》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小地方在一夜之间被大都市吞没,弄堂和街巷消失了,脏的、混沌,一夜之间被抹去,干净的、流利的,一夜之间也被抹去,还有这之间的人的故事,一些不为人知的灰色故事,被光鲜的“现在”所代替,许许多多的小故事在“历史”这个大故事里面,“被”消失了。但是,《东岸纪事》打捞了它们。

小说集中笔墨写了“学校”,六北小学、浦东中学等。在讲述到浦东中学的来历和光辉历史时,作者可谓不惜篇幅,有点特别地“耐心”,似乎不太像青年夏商的性格——也许小说也有年龄的吧,《东岸纪事》这样的小说,就是该人到中年,水落石出才能写。校园是在历史中——无论是个人的小历史还是这个时代的变化中,相对稳定的地方,面对人生的悲喜和时代的变迁而无措的时候,校园是人们相对稳定的精神寄托之所。乔乔第一次受辱之后,从小螺蛳的迷魂汤店里出来,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她的母校浦东中学。“(乔乔)走的很慢,往左走一小段,是浦东中学大门。进了校园,从小操场穿过,那儿新铺了混凝土,篮球架重新漆成绿色。”在这个环境里,乔乔得到安慰,恢复了精神。马为东在得知乔乔与他绝交之后,也来到了他的母校。“(六北小学)它是马为东的母校,乔乔的母校,是周家弄很多家庭共同的母校。马为东来到校门口,关不拢的铁皮大门轻轻一推就敞开了。校园黑咕隆咚,校舍的轮廓和童年时没有什么差别,一如既往的衰败,鸟雀同样躲在树冠内啁啾,小的可怜的操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好像故意要把夜晚留给这个丧魂落魄的校友。”“校园”这个意象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变化中“不变”的“地方”。校园是市井生活中的例外之地,是地方性中的飞地,是人们得以在地方生活中又超越地方生活而思考和回忆的地方,夏商似乎无意识地触及了校园的地方性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到底如何彰显呢?夏商无意为此伤神——也许这正是因为长时段观察的结果,心已经放下,地方在那里飞起来,又何须真的去烦恼?

浦东的繁华超越浦西,如今的浦东,却又常常感觉缺了什么?也许正是在拆迁中同时被“消失”的市民故事,地方故事吧?没有了这些,浦东哪里会有地方性,又那里会有历史感呢?有的不过是街头的一阵热闹罢了。

地方性经过文学而通达历史,然而,它和现实并不抵触。《东岸纪事》中的市井生活,饮食居住和婚恋生死,日常三餐和拆迁造房,奇妙地大小搭配着,谋求利益最大化和性价比最高的生活——这个上海的地方性实质,并非“历史”可言。“乔乔回来后,偶尔买一小块猪肉,半精半肥的,切成丁,特别油腻的地方披下来,熬成猪油渣。猪肉丁炒个青菜,猪油渣和豆腐干、茭白丁炒个辣酱,早上过泡饭。”上海的,然后是浦东的,地方性,在精神上是否延续着某种格局?《东岸纪事》是纪事,是过去时,然而也是现在时,小说擅长把普通生活中的某种精气神提炼出来,经济而实惠,小实惠地道出来。夏商说:“我以为写的是浦东的清明上河图,其实是人生的一摞流水账。”但是,这流水账到底是记录了精气神的。

《东岸纪事》是浦东的“清明上河图”,然而在图画的背面是市井图景框架外的人性思考及其深度。

顶替父母上班的工人,开小店的老板,无业小混混,家庭主妇,等等,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大志向,因此,把评论和做一切关于男女关系的事情当做人生和事业了,他们最喜欢评论男女不正当或者正当的关系,他们多多少少有着一些或者隐约或者显露的婚外情,有的甚至跟多个异性勾搭不清,但是,他们又都是讲道理,讲体面的人,虽然这道理多数也没有真的说明白过。。小螺蛳以下了迷魂汤的馄饨为工具夺走了乔乔的“元宝”之后,以为乔乔从此就是他的女人了,于是理直气壮地去大学生乔乔家提亲,颇有点“拎不清”却又很有道理可循的样子。他们有时候侠骨热肠,但涉及利益时说翻脸就翻脸,连最亲密的家庭成员、好哥们、邻里之间也不例外,乔乔受辱事发,一向以她为荣的父母因为家庭的名声受辱而对她责骂不休冷眼以对,乔乔委屈和伤心至极,离家出走——这一出出,说的都是市民的大道理和小道理——这人生就是这样。作为黑道老大的崴崴,后来决定“从良”,与兄弟黑皮决裂,一个人要洗白时那“侠义”的过往说断也就断了。怨恨来的很快,宽容的也极其容易——乔乔因伤心而出走,但是得知父亲病重便即刻回家,回家了,立刻家人就原谅了,仿佛离家是一个关乎生死名节的“仪式”,从此走一遭,一切都可不提,大家也果然不再提她未婚堕胎的事情林。梅亚萍痛恨乔乔后来成为“浪荡的女人”,但是当乔乔与崴崴结束“不正当男女关系”,梅亚萍又迅速的原谅了女儿,并为女儿的未来出主意,要求女儿收养一个婴儿作为自己的孩子——这道理摆到哪里能真地说得通呢?但是,这就是浦东这个地方的地方性道理——夏商,就是这样写的,一点儿也没有超过地方的范围,但是,这地方性却扎扎实实地流淌出来了一汪亮闪闪的滴水湖,用地方来写地方的写作逻辑——夏商和他的《东岸纪事》做到了,作家愿意让自己比地方性的不明和灰暗更加低,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今天,几乎所有作家都觉得比生活更高明,都在编制和评判生活。

东岸的人们,似乎不在今天的文学途径之内,夏商笔下的“他们”处理事情仿佛有自己的一套法则,既可以遵循又可以立即推翻,日子过得慵懒、细碎、算计而又缓慢,快捷而又慵懒。乔乔一度想摆脱这种生活,她自负、清高且有才气还学习努力,曾经是街坊邻居们眼中的模范女儿,她中学读书即努力学习标准上海话(浦西话),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她也确实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师范学院。然而她的理想人生被小螺蛳的一碗带迷魂药的馄饨破坏了,她从此重新回到了“地方”,写诗、当教师的理想说没有也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经济”,是理解“铜钿”的重要,在面子和人情之间游走,名声的不好对她来说,是个物件,一个要戴在身上的物件,这让她韧性的那一部分体现出来,受辱离家,乔乔对自己说:“活下去就活,活不下去就死”。这是一种逻辑,这种逻辑我们以往只在革命英雄人物身上看见,在高大全身上看见,现在在破了身的乔乔身上出现了——这终于让我们明白,革命的人格逻辑其实原来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自然逻辑,原来的写作者到底是写高了,还是写低了这逻辑呢?这个逻辑不过是“抓住生活,生存下去”的代名词啊。

乔乔后来历尽艰苦,豁出了自己的身体和面皮,终于成为私营店主,有了一份家业,也获得了母亲的原谅。柳道海也是这样:与曾经热恋过的妻子再无感情,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同住一个屋檐下,目睹了父母和爷爷的离世,身上背负着妻子曾被强奸的历史,自己曾经杀过人的罪孽,沉默着孤独着,然而活着。东岸不追问生活的意义,生活没有大于生活本身的事体需要思考——这是东岸最牛叉的地方。

市井生活图景中的小人物们似乎没有什么高端道理。他们一时可以是恋人,一时可以是仇人。刀美香少女时代即遭强奸噩运,以姐姐的名产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刀美香与来到西双版纳的知青柳道海相恋并很快发生关系,没有做好安全工作的两个年轻人不计后果,刀美香连续堕胎失去生育能力,刀美香用计使柳道海回到上海,然后自己也追随而至。最后的结局确是刀美香带着双胞胎儿子之一崴崴来上海与柳道海组成家庭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俩人的感情也正在此时消失了。刀美香对自己的婚姻评价为“死婚姻”,柳道海则独居在一间房子里以划清与刀氏母子的界限。在这个三人组成的家庭里,刀美香和柳道海除了必要的交流几乎不说话,更不要说同房了;刀美香的亲身儿子,却在刀美香姐姐家长大的崴崴对刀的称呼为“姨娘”……三个人表面上克服了对彼此的怨恨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似乎没有把道理真和感情弄清楚,家庭只是生活在一起的单位,为了生活的便利——夏商就在这些人的身上写东岸的骨子,这个骨子,如今可能让人匪夷所思。

《东岸纪事》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的浦东地方性,是大上海都会文化的前传,这个前传,也表现在语言上,如今的大上海语言,已经是普通话的世界、英语的世界,沪语已经弱小到需要保护的程度。而夏商,挖掘了沪语的地方性意味,自觉追求语言口语化,并用频繁沪语方言来弥补普通话在表现地方生活上的不足。

不过,即使是对南方方言或者沪语不了解的人,也能读懂这部小说和小说里的故事,也能深刻的理解小说的微妙之处,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沪语词汇,并不影响小说在当下汉语世界里的流通,这说明,方言在补充普通话方面,在作为小说语言上,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的,只是很多小说家们不屑于为之而已。“她提着裙摆,手碰到了黏液,鱼腥的气味弄得她既腻心又心疼。”“腻心”这个词,在普通话里面是没有的,“腻心”类似于普通话里面的“恶心”、“厌恶”之类的词汇,但是,意味比“恶心”和“厌恶”广,还带着一些旁枝末节的其他感觉,没有这个词,难以表达这个时侯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细微感触。

地方性语言的介入带来了小说语言独特性、丰富性。比如“撬边”这个词,有点打边鼓的意思,可又不是完全相同。它带有“劝说”、“鼓动”、“摇旗呐喊”这一类的意思。乔乔开店的时候,涓子“撬边”,帮她圈定开店的地址;崴崴决定追求乔乔的时候,黑皮也说“我来帮你撬边”。“撬边”表明了动作行为者一个支持的态度,用“撬”这个动词表明了支持可以化为行动,是非常生动形象、而且有特色的,这样的词,对汉语是有意义的。

在夏商的词典中,“没有关系”叫做“浑身不搭界”,钱是“铜钿”,老实、不开窍、愣头青叫做“戆大”(gang du),让人觉得不舒服叫做“惹气”,晒太阳叫做“孵太阳”,这一类的词汇在汉语普通话中能够找到对应的解释,但是,意味又很不一样——它们是南方气的,氤氲着南方况味的。另有一些词汇,比如“十三点”、“扎架子”很难用普通话解释清楚它的意味。但是,这些沪语词汇经过夏商的加工融入到了小说里面,是小说地方性特色的外显部分。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在通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不会因此有阅读理解的障碍,相反,会隐约地触摸到这一地方文化的一点头绪,甚至能和作者一起咀嚼这种语言的微妙的滋味。本地的读者们在这小说中找到自己生长和生活的地方文化的影子,无疑会产生一种惊喜的印证,帮助他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小说(叙事艺术)在古代口耳相传的时代,多数保留着‘听’的艺术形式,是和发声紧密联系的,因而也是和地方方言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姑妄言》等一系列小说中得到证实),但是,到了现在,小说成了‘看’的艺术,因而渐渐地何发声脱离了关系,它渐渐地失去了和地方方言的联系。”[] 地方性的语言应该从这个地方人们的口语中来,然而口语作为小说叙述的语言距离书面语尚有差距。因此即使把方言入话、进入小说,必须经过加工。让方言进入小说并非易事,这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同时要考虑到小说的布局和风格。夏商的《东岸纪事》中做了这样的努力。上海话中最常见的许多语气助词和特有的词汇、句法结构,在小说中都能看到。夏商的小说,大多数的读者既能读懂,又能感知它的明显的地方性特点,其中方言这个关,是过得很好的。

方言是一个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沪语代表了上海文化的根底。《东岸纪事》口语入文的形式和小说文本的内容相得益彰,透露出“语言”那生机勃勃的味道,这部小说的声音和事态形成了最有意味的切近——这其实在当代汉语小说中并不容易做到,来自北方的普通话表现南方的生活,总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声音不对,韵味也不对,要让小说的声音和韵味都和生活切近,语言是很难的一道关,夏商的探索是应该肯定的。



[] 葛红兵 宋桂林.小说——作为地方性语言和知识的可能性——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学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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