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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骏涛:文学在进步 作家在成长

中国当代许多优秀的作家,特别是中老年作家,他们的创作经历都与改革开放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贾平凹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就是我个人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代痕迹在我的作品中都能找到。”铁凝也说:“我的写作、我的成长,我作为作家的成长,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这是确确实实的,不独贾平凹和铁凝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先验地、刻板地去反映和表现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和事,而是说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学观念受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终于能够挣脱种种的枷锁和束缚,从而进入到一种比较自由的创作境界,去书写自己所想写的东西。

  年逾八旬的老作家宗璞将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大历史的波澜壮阔相汇合,“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以十五年的岁月,写出了长篇巨著《野葫芦引》的前三部——《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第四部《北归记》正待创作中。“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能坚持?其实也简单,就是要留下生命中值得记忆的、可珍贵的,而且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一段历史。春蚕到死蜡烛成灰。”宗璞如是说。

  比起拖着病体,与“一支秃笔长相守”的宗璞来,王蒙则要洒脱得多。他1979年落实政策从新疆回到北京以后,三十多年来,从最初的《春之声》《风筝飘带》到《活动变人形》再到《坚硬的稀粥》,从评点《红楼梦》到演绎孔孟老庄,直到小品文集《老王系列》,都在文坛上闹出了动静。可以说,他的创作是真正进入到一种自由的、丰富多彩的境界,年逾古稀的王蒙又焕发出了青春的朝气和活力。

  比宗璞和王蒙晚一辈的蒋子龙、陈忠实、唐浩明、梁晓声等人,也同样接受了改革开放大时代的精神洗礼,在这三十年里,从中年跨入了老年。尽管蒋子龙并不喜欢“改革文学”这一命名,但他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说他是“改革文学的开拓者”也名实相符。从《乔厂长上任记》到《农民帝国》,从城市写到乡村,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现实,也许是巧合吧,历时也正好是三十年。陈忠实和唐浩明则将目光投向了历史。陈忠实书写的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历史,这无疑受到了上一辈作家柳青和王汶石的影响,但他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或者超越柳青和王汶石的局限,从而使他的《白鹿原》成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经典。唐浩明书写的是晚清的一段“徐图自强”的历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是三部很有功底的力作。对近代文献的熟稔和对历史人物的形象刻画,特别是对晚清这一特定历史时段知识分子心灵、命运的深入体悟,奠定了他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的地位。梁晓声与新中国同龄,从“知青文学”起家,文学历程几乎与“新时期”同步,作品涉及小说、散文、杂论、影视等多个领域。他对作家的定义是“时代的书记员”,并声称“把希望寄托在民间”,反映了这一代作家中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学观。

  “50后”和“60后”作家,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群体,在“70后”和“80后”还没有完全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时候,“50后”和“60后”无疑是当今中国文学界的中坚力量。刘庆邦、毕淑敏、贾平凹、徐小斌、王安忆、刘恒、方方、莫言、何建明、铁凝、严歌苓、苏童等人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部分代表,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当今中国最具实力的优秀作家的代表。尽管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同,文学观念和创作追求也有不少差异,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大体是趋同的:

  其一,创作时期。他们都是从“新时期”(或前或后)开始写作的,是“新时期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莫言),也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以文学的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历史、社会、人生等诸多问题的看法。

  其二,写作目的。写作是他们生命的需要,“不仅是心理上的需要,也是生理上的需要”(刘庆邦)。“对我来说,写作是自然和快乐的事,几乎是生理的需要”(严歌苓)。因此他们热爱写作,“这种喜欢就好比是信仰,相信里面存在着一个极好的世界因而渴望进入”(王安忆)。

  其三,写什么与怎样写。“我写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是我惦念的男人和女人,以及活人和死人,我写的是我自己”(刘恒)。“我写作只按我自己的内心需要去写”(方方)。关注的对象则从关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转变为“关注人的问题”(贾平凹),而且认为“任何作品,凡是能留下来的,应该是观照人性或者对于文学艺术有突破性创新性的作品”(严歌苓)。

  同时,他们的创作又各具特色。刘庆邦的创作领地始终没有离开过煤矿和农村,并孜孜于构建他的短篇小说王国,有短篇小说“圣手”之称。毕淑敏起步虽晚,但后发制人,她的创作始终离不开“昆仑山情结”和“白衣情结”,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些为读者所看好的作品。贾平凹既涉足农村也涉足都市,但涉足农村的作品似乎更为人们所称道,《浮躁》《秦腔》《高兴》等众多作品,从文学语言到艺术风格,都造就了“这一个”无可替代的贾平凹。徐小斌“特立独行、以血代墨”,在女作家中独树一帜,《双鱼星座》《敦煌遗梦》《羽蛇》《德龄公主》等既有丰沛的想象力,又富含文化内涵。王安忆三十多年来不倦地坚持写作,同时也不断地刷新自我,《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纪实和虚构》《长恨歌》……构成了一串作品的长廊,影响深广。刘恒在小说和影视两个方面都有不俗的业绩,从《狗日的粮食》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及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本命年》《菊豆》《秋菊打官司》等,都深得人心。方方也是一位不倦的耕耘者,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尤其长于中篇小说写作,以洒脱大气名世,兼具冷峻、深沉、轻松、热烈等多种色调。莫言是最具有东方色调和地域特色的作家,同时也是被国外汉学界十分看好的作家,东方传统艺术资源和西方小说艺术元素的奇妙结合,造就了莫言独特的艺术风格。铁凝依靠从《哦,香雪》到《玫瑰门》再到《笨花》等一系列优秀的作品蜚声文坛,“文学要给世界以温暖给人生以体贴”反映了她的一种文学观,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成熟作家的文学理想与社会担当。严歌苓是海外华人作家的杰出代表,去国以后,就不间断地以别具特色的新作,引发海内外读者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以女作家的细腻书写着女人的情感史。苏童是这些作家中较为年轻,也较为先锋和新锐的,以他丰富而瑰丽的想象,构筑了一个自在的文学世界,他的成长史也深深刻着这个时代演进的印迹。

  以上作家大都偏重于小说创作,惟有何建明是个例外——专事报告文学写作。这不是说在我们的土地上报告文学是凋零的,恰恰相反,我们的报告文学是丰茂的,而且有不少很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只是其中的一员,当然,是很出色的一员。“我是歌手,假如我不歌唱,我还能有生命吗?”这是何建明的心声,事实上也是我们许多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心声。

  正是这些文学理想、创作追求、艺术理念、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家,构成了三十多年来丰富多彩、卓越多姿的文学世界。

  环顾今日文坛,确实是复杂丰富、万千气象,与三十多年前“文革”时期几近凋零的文坛相比,简直是两重天地,不可同日而语;与“文革”前十七年的文学相比,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文学终于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单调走向了丰富,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当然,毋庸讳言,同时问题很多,矛盾很多,悖论很多,难以解开的结子很多,所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精品和垃圾并存,鲜花和杂草共生,生机和危机同在……这些恐怕都是事实。时代向前发展了,时移世易,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也产生了急剧的分化,不再是单一的教化功能了。又何况在一个商品拜物教畅行,市场意识和市场行为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年代,文学要想保持自身的纯洁,又谈何容易!在一个多元共存、众说纷纭,一个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平等竞争的年代,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才是怪事呢!

  近年来,对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一直是文坛上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当代中国文学“垃圾”说,一直到新近的“当代文学在走下坡路”“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等种种的言说,贬低乃至否定当代文学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实际上,对当代文学评价的分歧由来已久。远的可以一直追溯到1986年,在“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时候,就有危言耸听的“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论。其后是1998年,又有《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的部分论者,对公认的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和整个当代文坛所进行的一场扫荡。两次否定,都引发了一阵骚动。今天对当代文学的贬低和否定,也可以说是以往否定之声的延续和发展。尽管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之中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离时代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值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问题还是被论者夸大了。就论者的局部论点来说,也许不无道理,但从整体来看,他们的观点都过于极端,过于片面了,是以局部替代全体,以低端取代高端,将“垃圾”与“黄金”相提并论,以情绪化的言说冒充科学求实的批评。当代中国作家用自己的辛勤的劳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奉献,他们视创作如自己的生命,在当今世界,他们应当被列入最有创造性的作家的行列,只是这种创造性以往被压抑了,如今才得以释放,现在还正处在这种释放的过程之中。应该承认,在当代中国作家之中,是蕴藏着巨大的潜力的。当然,这庞大的队伍中,也是良莠不齐、高低有别的。尽管有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甚至有些作品即使拿到世界上去,也是毫无愧色的,但也很难避免没有“垃圾”,没有赝品,有些作品可能风光一时,但犹如过眼烟云,稍纵即逝。这是任何朝代、任何国度都存在的,不独当代中国如此,怎么可以单凭一己的美学趣味,特别是西方人的眼光、西方人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定是非呢?为什么东方人就不能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呢?

  当代文学的发展除了要排除自身的种种问题以外,还要应对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导致的文坛的新变化,思考在这种新变化的情势下文学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不过,无论文坛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我依然相信,文学,特别是所谓的纯文学,或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全球化、市场化、高科技的发展和电子时代的来临,都将引发文坛的急剧分化,但纯文学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并不会就此消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作过于悲观的估计,是失之片面的,也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对它的未来,我依然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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