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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新一代的抗日题材小说(陈冲)

 一

  刘建东的长篇小说《一座塔》出版于2012年底。书的封底页上,印有“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的评语:“作为刻骨铭心的文本,它定将不可摇撼地嵌入中国文学史。”可是它出版之后,没有人为它“运作”,所以也未能“好评如潮”。当然,这并不等于批评界不看好它,只能说批评界还没机会看见它。在一再强调“批评的有效性”的今天,想象某位批评家自掏腰包从书店买回一部《一座塔》,披阅之后或击节赞叹,或大为烧脑,纯属在讲山海经。两年半过去了,它不仅没有被人们记住,反倒正在被人们淡忘。

  不算中短篇,从2002年的《全家福》开始,《一座塔》已经是刘建东的第四部长篇了。不过说句公道话,刘建东的作品虽然并不是很难读,但批评起来确实特烧脑,尤其是对于学院派批评来说,往往不得其解。举个小例子吧。刘建东的许多小说里都有一个“我”,而这个“我”让许多批评家倍感困惑。《小说修辞学》里讲了那么多叙述理论,却没讲到过这种“我”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它既不是小说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也不是故事的叙述者,它往往只是在我们几乎忘记小说里还有一个“我”的时候才短暂地出来一下,随即又悄然隐去。既有的文学理论解释不了它存在的理由,却又没有哪个批评家敢直说它应该去掉。张晓琴就被它搞迷糊了,以至《羽翼》一文在论及《一座塔》的叙事时,竟从小说文本中分解出五个“叙述视角”来,而“我”是其中之一。可是在实际文本中,整个故事中没有任何一段完整的情节是由“我”讲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羽翼》看成一篇范文,去了解学院派批评的长处和短处。它聚精汇神地解决一个问题,却完全不管“下一个问题”。即如这篇文章,旁征博引,很雄辩地论述并证明了“刘建东的小说是一种先锋精神的践行”,但实际上这是任何一个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实,真正有意义的是下一个问题:这种先锋写作究竟赋予小说哪些写实写作难以表达的内涵?类似的,此前有过一篇文章,劈头就说:“如果你认为《一座塔》是一部抗战小说,那么你错了”,因为刘建东把“这场对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战争,转化到了个人命运、个体灵魂的层面来考量、猜度、审视”,完全不顾及下一个问题:“个人命运、个体灵魂的层面”,就一定比“民族、国家生死攸关”更重要?或者更高更深更好更文学?

  二

  刘建东坚持写作的先锋性,20年始终不渝,而写作的可持续性并没有出现问题,是因为他对先锋性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也是独特的。他也试验过超现实的写作,如中篇小说《减速》,但更多的时候他更愿意给自己的小说搭建一个写实的故事框架。问题在于,他太过专心于自己的试验,没有想到这是对批评的一种挑衅。批评家们在既有的文学理论里找不到依据来解释这种先锋中的写实,只好格外强调那个先锋,然后假装没看见这个写实。然而,不管是假装没看见还是真没看见,都抹煞不了它的存在。《一座塔》刚好是个几近完美的例子,现在我们就来做个真正的文本分析,把那些先锋性的局部先放在一边,把这个“写实的故事框架”解析出来。

  故事开始的时间很明确:“1940年风雨飘摇的春天”。地点是“A城”,和城郊一个叫“东清湾”的村庄。人物则以张氏家族为中心,老一辈的有两个,住在市里的哥哥张洪庭,和住在乡下即东清湾的张洪儒。张洪庭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张武通,是A城的副市长,二儿子张武厉,是华北绥靖军第七集团军第四团第三营的营长。女儿张如清,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者,“对这个家庭怀有深重的负罪感”,并且爱上了一个叫黄永年的革命者。还有一个被认可了的私生女张如烟,原来叫杨小雪。张洪儒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叫张武备,三个女儿分别叫张彩妮、张彩芸、张彩虹。日军要在东清湾建一座监狱,张家的祠堂被圈在了监狱的围墙之内。张洪儒前去交涉,无果,他就把自己关在了一座石头屋子里,与外界完全隔绝。他的儿子从此“消失”。他的小女儿张彩虹目睹了张家祠堂被炸毁,从此失聪。张洪庭得知张家的祠堂没有了,决定建一座高塔,可以从塔顶看到东清湾,再把祖先的牌位供奉在塔上。这个决定得到了二儿子的赞同,却受到大儿子的反对。不成熟的革命者黄永年酒后去找革命的领导者老杨,被张武厉尾随,导致老杨被捕,黄永年也自此“消失”,张如清不断地寻找他,希望能证实他不是叛徒。曾经“消失”的张武备重新出现。他出走的路上遇到一个猎人,从猎人那里学到了枪法,猎人死后他开始行动,首义便是袭击了日军押送犯人去监狱的车队,而猎人的女儿姜小红则成了他的“影子”。张武备的队伍渐渐发展到36个人,他本人则被称为“龙队长”,威名显赫,而实际上真正起领导作用的却是姜小红。老杨在那次袭击中得以逃脱,而这时张彩芸也从家里逃出来,二人途中相遇,又一起到了延安,并结为伴侣。张武通和张武厉搜捕逃脱的老杨,抓到了六个与老杨酷似的人,他们处决了其中的五个,由于张武通的坚持,留下了最像老杨的一个,让他冒充老杨。老杨和张彩芸从延安回到A 城,准备对A城发动一次进攻,发现城里还有一个老杨“把越来越多的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却无所行动。“龙队长”则不断发起一些鲁莽的袭击使敌人加强了戒备。由于出现了一张老杨与张武通把酒言欢的照片,组织上开始了对老杨的严格审查,老杨一手在城里创建的地下组织陷于瘫痪,一些骨干成员被秘密处决。张彩芸从东清湾回到驻地救老杨,独自进入A城却被张武厉抓获,在知道了她的目的后,张武厉让她抓走了假老杨并带回驻地。老杨因此解脱,张彩芸却因擅自行动被送回根据地学习。张武厉带部队去清剿龙之队,大败而归,受到张武通的讥笑。张洪庭的塔越建越高,直到张武厉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发生了奸情,震怒中的张洪庭下令停止建塔,把张武厉关在了塔里,把张如烟送去净心庵,于是她有了第三个名字:明月。张武备得知汪精卫要来A城,准备刺杀他,姜小红反对,但已经爱上张武备的丁昭珂认为他什么都能做到,并参与进来,利用她的记者身份协助。姜小红往来城乡之间为他们传递消息,而为了保护张武备,她对他隐瞒了汪精卫要来的时间,准备自己代替他执行这次刺杀。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安全脱身,所以先进城杀死了一个日本军官,夺得一支张武备一直想得到的勃朗宁手枪,请丁昭珂转交给张武备,但在离开丁家后被正在梦游的张武厉意外杀害。黄永年回来了,别人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他得以和张如清天天约会,并且在张武厉的部队里当了一名班长。张武备坚持执行刺汪计划,但未及混入酒会即被发现,受伤被擒。酒会按时举行,黄永年开枪击伤汪精卫,自己被乱枪射死。张武备被挂在了即将完工的玲珑塔上,从正月十五挂到了正月二十八。张洪儒从石屋里自行走出来,让村人重新发声,和他一起朗读了 《礼记》。老杨的攻城计划准备就绪,张彩芸被当作叛徒处决了。因为风闻八路军要攻城,建塔的工人纷纷逃离,玲珑塔只剩一个塔尖却未能完工。张武通逃往重庆,后被南京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审判。留在A城的张武厉被八路军抓获,关押期间因为梦游被误认为企图逃跑遭击毙。张洪庭登上了未完工的塔,后被发现死在了那里。玲珑塔被八路军炸毁,而走出了石屋的张洪儒则率领着村民们烧掉了日本人的监狱,然后在其废墟上重建了张氏祠堂。

  还能有比这更“写实”的抗战故事吗?正是这个写实的、有头有尾的故事,贯串了这部小说的始终。它怎么可能不是一部抗战小说?

  三

  但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里,来解读这部抗战小说?

  刘建东是一位河北作家。河北是一个传统的抗战小说强省。从建国伊始,短短数年间,出现了一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抗战小说,如《平原烈火》、《腹地》、《新儿女英雄传》、《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等等,几乎占据了那一时期我国抗战小说的半壁江山。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光辉闪耀的历史。这个传统后来一直延续了很久,但不能不说也缺少发展和变化。与苏联相比,他们的卫国战争打了4年,写到4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三代的卫国战争小说。我们的抗日战争打了14年,写到60年的时候,仍然是那个写法。作为代际区分的特征,我想把这一代的抗战小说归纳为“二元对立下的英雄主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在原地踏步。举例来说,管桦发表于1957年的小说《辛俊地》,就是对这种写法有所突破的一次尝试,但很快受到了批判。同样生不逢时的还有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解放思想的推进,抗战小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写过《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的徐光耀,写出了《冷暖灾星》、《四百生灵》、《杀人布告》等中短篇小说,前后比较,差别显而易见。经过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传递,到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的出版,抗战小说的代际转换终于得以完成。中国有了第二代的抗战小说,而河北的作家当仁不让,继《笨花》之后,长篇小说有了何玉茹的《葵花》,刘建东的《一座塔》,曹明霞的《日落呼兰》,中篇有陈冲的《紫花翎》,还有李延青的一系列短篇。现在就来归纳这一代抗战小说的共同特征为时尚早,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它们已不再是那种“二元对立下的英雄主义”了。

  只有把 《一座塔》 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解读,才有可能读出它的意义和意味来。

  然后才是下一个问题:它的先锋性。这也是它有别于其他第二代抗战小说的地方。在那个写实的大故事框架之下,小说的先锋性体现在那些非写实的局部。这些局部本身没有故事性,多数只是一些象征或意象,所以也不会推动、影响那个大故事的情节发展,削弱它的写实性。不必讳言,这在小说修辞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每到这种地方,故事就会停下来,不往前走了。然而这也是一种选择。因为正是在这些故事停下来的地方,读者读到了某种被用来“代替”故事的文字,从而扩展了、深化了那个故事的内涵,而如果你“纯写实”地去看那个故事,是看不到这种内涵的。

  举个例子。日军为了修建监狱,炸毁了张家祠堂,张洪儒把自己关进了石屋。如果沿着写实的路继续往下走,那么东清湾的人们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从而形成诸多情节,有些还可能成为那个大故事此后发展的推动力。然而到了刘建东的笔下,这个反应的“各种各样”被取消,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集体“失声”———东清湾所有的人都不再发出任何声音。这不是“事实”,却是一种象征。它立刻让读者暂时离开了故事,去思索这个象征的意味:这是沉默,不是反抗,但也不是顺从。这种沉默对敌人又意味着什么?

  不过,刘建东为自己保留了一个例外———张彩妮。她仍然能够说话,而且能听见别人“没有发出来的声音”。我能意会,这是为了叙述的需要而做出的牺牲。东清湾说到底还在那个大故事之内,即使很细,总得有一根管子能把两者接通。或许将来的某一天,刘建东会尝试一下不要这根管子行不行。这会成为一个大难点,但对小说来讲,亮点往往正是在难点上闪闪发光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刘建东小说的先锋性是相当节制的,他从来不用太想象化的超现实细节介入他的故事,因为在那个写实的大故事里,容不得一个由甲虫变成的人物,或让一个人物变成甲虫。他更多地依靠文字而不是想象。他会用认真细致的笔触,仔仔细细地去描述一个并不存在的、读者也想象不上来的事物。他也会用非现实的形容词语来描述现实的事物,让读者能明白他描述的是什么,但并不是从这些词语本身直接明白的,就像是通过镜子照出来的。他更多时候会选择某些并不超现实、但又是非常态的东西加以突出和强调,来渲染出非现实的效果,例如《一座塔》中张武厉的梦游。很可惜,他为此而进行的极有个人特点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完全不在学院派批评的视野之内。

  这里不再过多过细地探讨刘建东的先锋写作中的得与失了。就是在这种有得有失的先锋写作里,《一座塔》为我们的文学注入了哪些新东西?我想至少有两个大的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小的就不说了。

  首先,它为我们的抗战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对抗战的审视。在这一点上,《一座塔》和其他新一代抗战小说是一致的。它们说出了一个明摆着的、但又死活不肯说出来的事实: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打赢的,而是由中国人民———包括所有生活在大后方、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中国人———“熬”出来的。日本军队曾经多次在战场上打败中国军队,但是日本人对付不了中国人的这种“熬”。正是因为所有生活在大后方、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中国人都在不屈不挠地、坚持不渝地、舍生忘死地熬呀熬,才熬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中国才成了战胜国。《一座塔》就真实地记录了沦陷区人民的这种“熬”的历史。

  其次,它不仅重新审视了那段历史,也超越了那段历史重新审视了发生在那段历史里的种种恶行。就像那座塔高85米,只差一个塔尖、但到底还是没有完工的玲珑塔,修建者张洪庭在修建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目的,除了“要给自己的父亲和祖先一个安宁而高远的家”,就是“登高望远的那种气势和心灵的一种安慰”。他的二儿子凶残暴戾,崇尚高压暴力,连梦游时都要用以手比画出来的枪去残害生灵;他的大儿子阴险狡诈,崇尚绥靖怀柔,一心梦想A城变成一座玻璃城市,所有人的言行都在监控之下。路线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把A城变成一座美好的城市,而“美好”的标准就是秩序,秩序的前提就是人们不再拥有与生俱来的意志和尊严。在这部小说中,这两个人物都是明码实价的汉奸,但他们的父亲不同。仅就小说中写到的那些事,指控张洪庭是汉奸的依据明显“不够”。在小说里,他和日本人几乎没什么来往。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小说也几乎没写到他那两个汉奸儿子怎样从日本人那里领受指令。他们的恶行并没有打上明显的“日本造”标识,这些恶行的文化渊源在中国的传统里都能找到。而同时,你甚至不难从斯诺登爆出的美国监听丑闻中,看到张武通那个玻璃城市梦的影子……

  好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小说中的那个“我”在文本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了。它与这个故事是由谁叙述的无关,只与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被叙述出来的有关。从小说修辞上讲,这部小说是一个全知叙述的文本,因为它不存在实质上的叙述死角。那个“我”,只是以“姥姥的外孙”和“张如清的儿子”的身份,引领着我们一起来听、有时还会提示我们应该怎样来听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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