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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复杂的中国乡村(郑润良)

《生死故乡》 系列作品应是杨献平的一个转型之作。这种转型并不是题材意义的,从题材而言,杨献平关注的依然是自己创造的文学地理“南太行”。多年来,杨献平通过系列作品持续书写自己故乡“南太行”,即太行山在河北南部、山西东部、河南北部“交揉”的太行山乡野,并由此辐射整个中国北方。“南太行”不仅是杨献平的地理故乡,更是他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也是他着力书写和营造的文学地理。多年来对这片地域的书写,使得杨献平越来越深地参悟了这一地域对于自己的意义。

  对于杨献平来说,《生死故乡》 的转型首先是一种文体形式上的转型。借助这部著作,散文家杨献平开始尝试以故事的、虚构的形式融入自己对故乡的洞察与思考:“近来,我也忽然觉得,文学最能打动人心的,仅仅综述或者一厢情愿的表达和呈现都不足够,必须要有故事。故事是人心当中最丰茂与自由的物,一旦成型,就会四散奔逃,开花结果,还斜枝横移,叶片万状。”但这些故事又不是纯粹虚构的,“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都是确切的,有据可查的,并且能从南太行乡村大部分人口中得到证实”。也因此,《生死故乡》的文体特征非常暧昧,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但我个人认为,里面的大部分篇什属于散文化的小说。散文化的小说戏剧性不强,但兼有小说文体虚构的自由与散文的真实力量。对于杨献平而言,我感觉这应该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文体。

  《生死故乡》表现了乡土社会的沉重、虚无与孤独。乡土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自五四以来,乡土写作逐渐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鲁迅等人开创的乡村苦难叙述,写作的主旨是展示乡村的现实困境,探讨疗救的可能。一是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乡村牧歌写作,以诗意化笔调营造乌托邦。从近年创作来看,这两种传统都有所赓续。刘亮程等人的创作大体上延续了后一种写作传统,在文字中营造了诗意、自足的乡村世界。他们营造的乡村美则美矣,但离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经验、离我们耳闻目睹的“三农”问题距离甚远。因此,2010年,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一面世,立即引发热议。这一现象从反面说明当下文学创作中真实书写乡村的文字太少了。

  与《中国在梁庄》一样,《生死故乡》对当下的乡村问题毫不避讳。亲兄弟之间因为几间破房大打出手、残障者被家人毒死、弱势者受人欺凌却无能为力……乡村社会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乡村政治环境的不公正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功利主义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公共道德败坏、底层农民的精神狭隘、生存困境与家庭悲剧等,都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乡村人物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确切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复杂的中国乡村个案。

  (《生死故乡》杨献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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