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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非常重要(贺桂梅)

我之前写过五六篇关于丁玲的论文,主要是因为对她的性别立场和对她所体现的现代文学的丰富性感兴趣。这部《丁玲 传》,把我带向更复杂的当代文学时期的丁玲。这个时期的丁玲,不仅是作家,也是新中国的文艺官员,并和历次政治运动关系密切,从而让我更深入地认识了丁玲 跟革命的复杂关系,生动而准确地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丁玲”。

  丁玲的传记已有过多本,但这部《丁玲传》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第一个层次,就一般非专业的读者而言,这是一部很有文采、可读性很强的传记,但这种“文学性”并不是随意的“虚构”“想象”,而是文字简练 形象,叙事脉络清晰,准确再现历史现场和人物之间复杂细腻的关系。同时,传记作者能深入体认丁玲的内在逻辑,对丁玲很有感情,但叙述起来又不偏袒,而是很 客观精到地呈现她的生命历程和人际关系,展现了一个完整而又鲜活的丁玲。

  第二个层次,就文学专业研究者来说,这本书在评价上的分寸感,可以说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在描述和分析时有见地、有见识。史料虽然重 要,但是如何组织史料来加以叙述,其实更需要的是阅历、见识和视野。这是一部格调很高的传记,既有大量的史料和细节,又有很宽的历史视野,特别是对丁玲以 及传记中涉及的大量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超脱了“私怨说”,以及个人或拘囿于情感或拘囿于立场的各种偏见,真正做到了“公允”。该书作者李向东、王增如并不 是现代文学圈的人,他们在做评价时更多的是从经验和理解做出分析,同时因为他们了解丁玲和熟悉丁玲史料,所以他们做的丁玲研究,会带来很多新鲜的体认、观 察角度和观点,这对我们这些学院内做文学专业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第三个层次,从思想史的意义来看,这本书很“客观”地呈现出了丁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为研究历史提供了许多理论上可以深入展开的地方。比 如,我很关心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以前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讨论办法,一种可以说是“对抗史”,就是把知识分子 跟革命的关系视为一种对抗的关系。比如怎么看待延安时期的丁玲,人们老觉得丁玲是一个反对者,但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丁玲自身就是这个文学体制的 最早建构者和创制者。这是她和萧军、萧红等人对于延安新政权态度差别最大的地方。她固然有反对和批判的意见,但她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位置来展开的。《丁 玲传》详细地描述了延安时期丁玲如何参与当时的文艺活动,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后来的作协体制、新中国文艺机构的建立,其实是丁玲最早开启的。这种历史关 系,远比那种简单的“对抗”模式要复杂。丁玲固然是革命体制内的,但她并不是革命体制的附庸,也没有丧失独立性。其实丁玲复杂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是革命体 制的构造者之一,但她的意义不能完全被这个体制所回收,而是同时保有她自身的丰富性、甚至传奇性。在丁玲与革命之间,是互相生成的关系。解志熙老师为《丁 玲传》所写的序言题目叫《她和革命“相向而行”》,这个说法很形象。

  以前对丁玲的研究太重视她作为文学家的层面,总是讨论她的文学好或不好,以及她作为文学家的活动。其实丁玲是大于“丁玲的文学”的,丁玲的 生命史更具有20世纪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丰富性和症候性。由一个作家来讨论整个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现当代作家之中大概唯有丁玲可以担当。丁玲 一直处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中心位置,不同时期都是如此,可以说用这么一个人就可以串联起20世纪革命的历史过程。我曾经使用一个说法,称丁玲是20世纪 中国革命的“肉身”形象,是因为现代中国的不同革命形态,比如“五四”时期的反封建包办婚姻和个性自由、“五四”后期的新文化与无政府主义实践、20世纪 20—30年代之交的知识群体左翼转向、延安边区的新政、新中国建立、“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批判运动、“新时期”的转型等,丁玲都经历了、参与了, 并置身核心位置。丁玲个人与革命的这种互动和共生的关系,决定了她的重要性。但是此前对她的重要意义研究还不够深入,一则限于讨论的框架,另一则限于讨论 的历史语境。

  丁玲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是处在相对边缘化、被冷落的位置的,如跟沈从文研究、张爱玲研究等的热潮相比更是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的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思潮就叫“重写文学史”,也就是要重写革命文学史,用新的办法取代以前的文学史叙述。但是这十年来有一个变化,关于如何看待 中国革命及其历史,人们的心态变得比较宽松一些,因为时间距离比较长,同时因为许多复杂纠缠的革命人事关系和利益格局已经过去,为相对“客观”的历史研究 提供了可能。这也是我说的历史语境的变化。

  最近这些年现当代文学和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对1949年后作家或知识分子遭遇的关注,比如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陈徒手的《人有 病天知否》,其他关于赵树理、郭小川等的研究,以及史学界的相关研究等。研究者的立场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症候性的变化,就是在今天我们有更宽裕、更从容的 态度来理解中国革命,而不总卡在非左即右的政治表态中。丁玲跟中国革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客观、更丰富的态度来面对丁玲。《丁玲传》的 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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