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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华散文两篇

庐隐:在暗夜中呐喊 

  知道庐隐,还是新世纪初从旧书店里淘来的一本《十大风流才子才女情书集》,里面有庐隐、李唯建的《云鸥情简》。后来,又读到肖凤女士的《庐隐传》,才对庐隐坎坷而又不甘寂寞、苦难奋斗的一生有了详尽的了解。 

  庐隐和萧红相比,对于当今的文学爱好者和青年读者来说,大多数人也许是更为陌生。在和一些文学同行的交流中,许多人也是一片茫然。提起庐隐,我的内心总有一种难言的艰涩。是的,因为庐隐早就离我们而去,其作品解放以后也没有得到再版,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市场社会面前,人人都在竞相逐富,有谁还会去关注那些发生在遥远岁月里的往事? 

  然而,历史又实在是不应该忘记的。 

  庐隐,原名黄淑英,后改名黄英,1898年生于福建闽侯。从事文学创作后,取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庐隐“五四”时期就读于北京女子师大,思想解放,行为果敢。女师大毕业后,除任教外,专事创作,有《滨海故人》《象牙戒指》《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女人的心》等大量具言情风格的作品问世,是“五四”时期与冰心、萧红等齐名的著名才女作家。她写作的风格与冰心的委婉、细腻不同,与萧红的为苦难者的悲歌不同,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着重表现青年女性在爱恋、婚姻等方面的苦闷和彷徨,呼唤女性的觉醒、独立和解放,她的作品情感之浓、热情似火,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果说萧红是弱势文学的代表,那么庐隐就是女性主义的现代悲情作家。她从小就遭受家庭的歧视和冷落,饱尝了封建旧思想、旧世俗带来的种种不幸,使她童年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旧社会的痛恨。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她的作品追求个性的自由,呼唤平等、真诚与幸福,揭示了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女性要独立、要解放的叛逆意识。在“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庐隐是创作小说最多的一位,在她短暂的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共写下了11部作品,还有大量的小品文、游记和杂文等。可是,庐隐的一生注定命运坎坷。她大学时代即勇敢地解除包办婚姻,后与同乡、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最大文学社团一一文学研究会最早成员之一的郭梦良结婚,并生有一个女儿。1925年,郭梦良因病逝世,留给庐隐无比的悲痛,一颗企求幸福的心灵坠入冰底。许是情缘未了,1928年,庐隐与前来向她请教的诗人李唯建相识。此时,李唯建还是个小庐隐近二十岁的大学生,而庐隐已经是著作颇丰、声誉显赫的知名作家。李唯建由慕生情,向庐隐射去了丘比特之箭。庐隐由于丧夫之痛而犹豫矛盾,但最终挡不住爱之烈火,投桃报李。六年后,正当她沉浸在爱的暖流之中时,想不到不幸又一次降临于她,在上海因难产而逝世,享年35岁。临终前,她鼓足了最后的一点力气,轻轻地对心爱的人说:“唯建,我们的缘分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带走?”从此,一代才女带走了她的悲哀与欢乐、不满与追求,告别了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庐隐逝去后,李唯建将她安葬在上海公墓,并把她的作品全都放进墓棺,以安慰她的在天之灵。 

  任何一段重要的历史,都不是由少数人创造的。庐隐是“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作品大胆地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的羁绊,用生动形象为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女性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思想、追求与痛苦,给当时的文坛带来清新、绮丽的气氛。由此,茅盾先生曾高度评价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在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 

  逝者如斯,这样的多情才女作家本不该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但她却走在了风华正茂的年龄。想起庐隐,想起那些为中华文化曾经做出过努力并留下精神和思想的人,我时常感到自己的肤浅和贫乏,而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又在记忆中产生一种既亲切又遥远的景仰。 

  世事纷呈,天下攘攘。一个民族的强盛,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更需要强大的人文精神,我不知道,在这个崇尚拜金主义的当下,又有多少人会想起“五四”,会思考当下的经济中国更需要人文精神? 

  深夜无眠,让我们记住她吧:庐隐,“五四”时期的一位无畏的女权主义者! 

  

  

  还乡记 

  那天早晨,我突然向家人大声宣布:我要回乡下去!妻子不解地问:“你还回去干吗,那里又没有你的什么亲人?” 

  我不管这些,早饭后就去了车站,跳上了开往故乡的汽车。 

  母亲去世以后,我已经有四五年没有回到故乡了。没有回去,不是我忘掉了故乡,而是在我的心里有着一些纠结。首先是失去了母亲,我感觉故乡也好像离我远去了,没有了母亲,我还回故乡去干什么?其次是母亲走后还不到一年,老家的房屋就被拆迁了,父亲住到了大弟的厂子里,弟妹们都被安置到城市化的小区里,住进了像森林般高大的水泥筒子楼里,成了所谓的新市民,故乡没有了我的血脉,我还能回去吗?然而,我又实在是不能忘却故乡的,那毕竟是我生活过几十年的地方呀,在乡村的土地上,那里有我童年的情趣和曾经的梦想,也有我流淌的汗水和曾经受过的苦难…… 

  是的,我的心里还是有着我的故乡,有着对故乡的那份眷恋。随着大拆迁的浪潮,我家的房子被拆迁了,整个村子已被拆除了一半,周围的村庄也被拆得七零八落,我如若再不回去看看,以后大概会再也走不进我的故乡了。 

  那天,风儿轻轻的吹着,太阳暖暖的照着,我一个人站在村东边的小河旁,极目远眺,静静地思索。我的内心被一种疼痛包裹着,这是我的疼痛,也是故乡的疼痛。我知道,在不久的时候,我的乡村将要很快从大地上消失。 

  我的眼前是一条宽阔的公路。这条公路正好从我家房屋的地基上通过,笔直地伸向远方。我家的房屋原来是前面六间,后面六间,中间有一个大大的院子。前面的六间住着我的两个小弟弟,后面的六间是我和大弟弟的,我的房子空着给我的父母居住,一直到母亲去世后房屋被拆迁。我不知道我的记忆,现在是否也应该从我记事起一直延伸到今天,以至延伸到这条公路。关于乡村的记忆,关于生存和死亡,关于大拆迁的浪潮……我的思绪纷乱而又复杂。 

  在中国的地图上,也许不会找到一个叫乱石桥何家村的地方。但那却是一个偌大的自然村落,有着一百多户人家五六百号人口,人口占当地整个建制行政村的一半还多,在生产队大集体出工那会儿,村上划分了五个生产队。这个村落始于哪朝哪代何年何月,至今无人知晓,但却是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偌大的村落,村子里的人相互都很熟悉,谁家有几口人,姓甚名谁,问谁谁都能答得出来。然而,从我有记忆开始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却见证了村上很多人的死亡,他们大多死于贫穷和疾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也有我的一个妹妹,在5岁的大饥荒那年活生生饿死。也有的人家养不活孩子便送给了外地,其中也有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已年方12岁一个才生下几个月,在文革期间的那一年给山东高密的人家领走。那时,人们被饥饿折磨,被饥饿摧残,所有在饥饿中的人大概都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盼望着能够吃上饱饭。那时的我,自然也不能免俗,也是一个企盼着能够吃上饱饭的人。 

  我思索着,回忆着。我慢慢地走进那还未被拆除的半个村庄。村子里静悄悄地,连鸡鸣狗吠也没有。我信步来到年生叔家的门前,屋里没有人,大门锁紧。那是一幢二层的小楼,是年生叔的大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建造的。年生叔那时早就不在人世了。想到年生叔,我自然就想起了当年的乡村文革。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学校念初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称为“黑嵬子”的我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年生叔家的门前是生产队的打谷场,队里的社员每天早晚都要来这里排队集中,早请示,晚汇报,学习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年生叔那时是生产队惟一的一名共产党员,口袋里整天揣着一本《毛主席语录》,闲暇时便拿出来认真翻看。在那个造神的年代,毛泽东早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整天“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然而,那也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人们普遍吃不饱饭,年生叔有天在和大家一起劳动时信口开河,将一首毛的语录编成顺口溜大声朗诵:“下定决心,黄鳝(又称长鱼)二斤,炒炒软兜,吃得开心!”其实,谁的心里都清楚这明明是一件画饼充饥的事,然却闯下了大祸,暗地里就有人汇报上去,当晚就在学校的操场上开了年生叔的批斗大会。可怜的年生叔,后来还是没有等到能够吃上饱饭的那一天,他患了癌症过早地离去了。 

  岁月悠悠,历史沧桑。十年文革,给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有多少人在这场灾难中受到诬陷和迫害,又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当年的文革为何会发生?那位最高统帅的领导人又是为了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可惜的是,这场历史的惨痛至今也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思和深入的探讨,能让其积累成为公众的思想财富。中国的历史,往往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一味夸大个人的作用,却从来没有在制度与文化层面进行思考,专制的制度和奴性的文化得不到改革,谁也不能保证像反右、像文革那样的事不会重新发生。我们也无法知晓,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之下,又会有多少这样的秘密被深深埋藏? 

  “一切向前看!”这是当政高层在三十多年前向民众发出的动员令。农村分田到户,农民的脸上有了笑容,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许多人家翻建了新房,我家的房屋也是在那时建造的。然而,人一旦吃上了饱饭,便会生出无穷的欲望。年轻人开始进城打工,他们在外面拼搏,有的融进了城市,有的至今还在城市的边缘化行走。而大多数的乡村,则渐渐地成了空巢,留下老人在家种地看孩子。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人的欲望也被刺激得无限膨胀,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的信仰和道德都在逐渐消退,而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却愈来愈严峻! 

  我一个人在村子里行走,漫无目的地寻找,寻觅我所熟悉的,那怕是一棵记忆中的老树,也要痴痴地看上半天。偶尔遇上一位老人,我赶紧上前打招呼。顺英婶说:“你回来啦!”我说:“回来看看。”几年不见,顺英婶比过去老多了,满头的白发在风中飘荡。她的一个儿子前年出了车祸,没有抢救过来,年轻轻的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很是令人伤心。顺英婶说:“你回来得好,我家的房屋也快拆迁了,等整个村子都拆光了,以后你也不用回来了!”顺英婶向我打听我堂兄的情况。堂兄家的房屋是和我家的房屋一同被拆迁的。堂嫂患了癌症走后还不到一年,堂兄就得了中风,右半个身子瘫痪,但还能拄着拐杖行走。那时有老屋在,他还能一个人在家生活自理,有左邻右舍帮忙照看一点。房屋被拆迁后,堂兄被惟一的儿子接到城里。儿子小夫妻俩收入不高,还有两个孩子上学,生活过得很一般。前几天,我突然接到堂兄打来的电话,说是进了城里的敬老院,每个月要交一千五百元,已经住进去两个多月了。隔了一天,我就赶去看望。我问堂兄住在敬老院里好不好?堂兄说:“好什么好,如果不是老家的房子拆迁,我也不要来这里受这个罪,就在这里等死吧!”我问堂兄住在敬老院里有什么不好?堂兄回答:“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一些有智障的老人,护理人员看人下菜,你背地里经常给他点好处,他才会对你照料好一点,比如帮你洗澡、洗衣服什么的……”我无语,在当下这个利益至上、到处都存在着潜规则的社会面前,你能相信一切都会像媒体上报道的那样吗? 

  是的,拆迁、拆迁,大拆大建,城市在无限扩张,乡村被一点点蚕食。农民的房屋被拆迁,土地被征收,住进了筒子楼,成为了新市民。我不知道这样的大拆大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问村上的人,他们也说不清,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说好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嫌种地太苦太累,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说不好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嫌城里的空气不好,嫌住进高楼里像囚犯一样失去了自由,嫌农贸市场买的蔬菜不如自家种的安全,他们对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其实,当初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期盼着乡村的面貌能早日改变。我想象中的乡村发展,应该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来的那种小城镇建设,将农村分散的小村落相对集中,改善乡村落后的交通、卫生、教育、文化、医疗等设施,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江苏无锡的华西村那样。然而,现在的快速发展令人来不及多想,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在土地财政和大拆大建方面,这难道真的就是惟一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道路吗? 

  我无语,乡村无语,城市也无语。惟有历史能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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