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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毓璜:小镇闲话(外一篇)

显赫的人物大体有种追究“我从何处来”似的寻根意识,就像屈灵均宣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那样;即或自己並不甚介意,也会被别人翻腾出来。我们普通人若不是要去修家谱什么的,不会那么顶真,不至于那么热衷究根刨底,把系何方人氏、系谁谁几十世孙挂在嘴边。至于“老家在哪里”,总是要说说或者被说说的,这无关乎“寻根”。 

  通常会自称老家在黄桥,是因为这个颇有名气的小镇是我的出生地,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幼、少年时期。前些日偶见有如皋的乡亲在网上说搞错了吧,心里明白质疑者不无根据——再往前推一点,“老家”确实就在如皋西南乡的曹家堡,原先属于马曹,后来属于黄市,当然,原先和如今都属江安;那是祖辈繁衍的地方,是父辈生活过的地方。只是听说打从父亲手造的豪宅被付之一炬以后,他就没再回过故里,如同其诗作中有所描述的那样,“流离且失所”、“东西南北人”地四处漂泊。 

  父亲少年以降多方求学、中年过后屡经战乱、解放之初称其开明绅士,向来不涉政事,早经认同 “天地逆旅”、“光阴过客”,一种随遇而安的散淡已然品格化。最后的定居黄桥,不是“慕名”,不为“谋生”,跟这里千年文脉、斐然古风的历史人文以及“北分淮倭,南接江潮”的区位优越也无多关涉。于此闲居而以诗文终老,大概就是一种偶然的选择,或许是从“宜居”的角度,认定了一个栖息颐养的人生驿站。 

  按说,凭了家庭当时的经济实力,在小镇建所宅第并非难事;是“曾经沧海”?是“客居情结”?还是过分看淡了身外之物?或者竟就是懒得劳顿?不得而知。反正在小镇上几经搬迁,乃至收获60多岁“晚年得子”的喜悦,都没提起他造屋的兴致,从我能记事起,一家人便在藕池岸的一所院落赁屋居住。 

  这里的普通民居,固然比不得北京一些著名“四合院”的堂皇,可无论大户小户,都讲究以屋舍并花墙围出或大或小的一方“天井”来。我们几家共住的院子天井极大,中间是大片铺砖的场子,周边有树木田地;竟日可享日照、夏夜可以纳凉,自家屋边想来一点观赏性小品抑或实用性栽植,自可悉听尊便。小伙伴们踢毽子、玩拍球、滚铁环、逮蝴蝶、捉蟋蟀、养小鱼、粘知了一类玩乐,不出院门即能遂意尽兴。后来读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很能理解尊师好读的周先生,何以对“书屋”不无贬抑而对“园子”那等神往。至今一直有个难以释怀的“天井”情结,以为有一方天井,实在要比西方一般中下产阶级在其房前屋后种点草坪花木更为惬意、更富情趣。 

  多有天井,是小镇民居的一个特色;寬宽窄窄的巷道血脉似地纵横密布,则构成小镇地貌的基本格局。我思忖过,黄桥的多巷应该所来有自:一个地方的“四通八达”,大体能够由此及彼地决定百姓的择枝来栖、决定百业的趋向兴旺。居民与商号日渐密集、居所与门面鳞次栉比,加上不少大户人家的屋舍一路排开连片成巷,还不乏由原先私第的家院“內巷”演变过来的公共巷陌;因此,黄桥的多巷道,不只源于人口多、店铺多,跟多有富家大宅也很有关系。 

  黄桥人早先对“街”与“巷”的区分不怎么严格,东大街、西大街、北街固然是店铺比肩的街市,“南巷”、“米巷”、“珠巷”、“布巷”、“罗家巷”、“孙家巷”等等,其实也是商家店铺林立且不乏老店、名店的街市。 

  我所神往的不是那些作为“街市”的“巷”,而是那些仅仅作为“路道”的小巷。从我们的院子外出,至少有三个门可进入不同的巷道,几个巷道中又不乏开放式庭院,你选择穿越路径,很有些走出“迷宫”的情味。后门外的一条巷道,我在一篇短文中描述过,突出的印象是宁静、安静,别说“车马度”了,想碰上几个行人也不容易。临巷道的几家院门,虽设而常开,不必想到什么“不闭户”、“不拾遗”上去,可也便是不设防而毋需设防了。巷道北首毗连其实是弯弯小河的“藕池”,向南走下去,则可曲曲拐拐地转进小镇的四面八方。你想想,在清涟涟的河边垂吊,在静悄悄的小巷听雨;跟小友随手捡块瓦片在河面打出一窜窜水漂,于巷间独自大喊一声收获那一缕缕回声;该是有些悠哉游哉、心旷神怡的。 

  小巷的深度记忆,自然不在心神的悠游,一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发生于小巷而定格于心灵的一些生活细节。彼时“生计”问题已然不能不使家庭选择两地分居:我和大姐跟年近古稀的父亲留居小镇,跟父亲年龄很有悬殊的母亲,带上二姐、三姐和弟弟,回到相隔二十余里的曹家堡老家务农。日子自然窘迫,窘迫的日子里,巷道一年几度传来的“吱吱呀呀”声便成为期盼的福音。那是母亲艰难地推行的小车发出的声响,她是从老家给我们送农产品来了。记得陈毅元帅说过,淮海之捷是靠农民的小车推出来的,我们的生存,一度也就是靠母亲的小车推出来的了。多少年来,偶发对于“生活”的“形上”之思,每以为生活的生息不已,大抵也就是一种“吱吱呀呀”的前行。无法理清那日子是如何挨到了自己去外地求学,记得很清的是那个小巷告别的情形:揹负行囊走到长长小巷的拐角处,回头一瞥,见到父亲还纹丝不动地伫立门外远远目送,一任白发在微风中轻轻地飘拂。我知道,默默地送别,没有通常会有的叮咛嘱咐,正是父亲通常的做派。他老人家清末能于科考中式,该是经历过无数“三更灯火”;对后代,却奉行“顺其天性而育”,学业上略无强求,为孩子的生长发展给出了富裕的自主空间和充分的选择自由。这自然是多少年后我在学校任教了,才于此多所领悟。 

  父亲在小镇是受到敬重的老人,自然跟上述近乎“教育思想”的事体无关,小镇人甚至普遍信奉“棒打出孝子,惯养忤逆儿”、“树木从小驭,到老直撅撅”一类古训;跟“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宗族关系”也大不搭界,都知道他在这地方说不上权势、称得起潦倒又绝少亲朋故旧;唯一贴实的关涉就在于“学问”,这就满够了,小镇人尊重知识习与成性,对“肚子里有货色”的正直文化人,无论其境遇若何,他那些知识有没有“实用价值”,他生活得滋润还是不滋润,差不多都会在内心存一份景仰和爱惜。黄桥公园草创之初,有关人几度登门讨要去父亲的几首诗作,张贴于还算不上诗文书画室的墙壁;门庭冷落之中,不乏为了学诗、和诗谈艺、论文的来访者;谁家要写篇祭文、像赞什么的,固然以找到黄家老爹为妥,碰到“文化的疑难杂症”解决不了,诊治的希望往往就带有“终极”性质地投向他那里。 

  记得读初中那阵,有位石姓的同学,忽一日拿来一张写着“明月照纱窗孔明诸葛亮”的字条,说这是人家出的上联,他父亲和朋友们一直没对出下联来,其父临终还念兹在兹,释怀不得,希望请我父亲弥补一下这件憾事。父亲颇为感动,第二天就让把他所对的下联带给同学,至今记得是:“赤日斜地角子赤公西华”。记下这件事,不无分享一付有趣而刁钻的对联这层意思,更是以为,这很像“故事”,诸如此类的事儿,很能够传达小镇人对文化和文化人近乎了“热”的风尚以及几接近了“迂”的态度和追求。无论在战事频仍的年代,还是在高倡革命的岁月,小镇人这点未经泯灭的“文化意识”,也就是一个古镇不沉的“古道”、“古风”了。 

  这方土地被称为“古镇”名副其实。“黑松林”的初始称谓,“(牛皋)洗马池”等历史遗址,保存完好的2000多处明清宅院和几处宋代建筑,座落在哪里的“御史府”、“孝子坊”、“将军府”、乃至中国地质学之父丁文江、现代独幕喜剧大师丁西林们的故居,大体都为一个古镇播布了斐然的历史文化情韵。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揶揄过故乡人,以为黄桥的声名不是被这些支撑而是靠了“烧饼”来领衔,实为我们的悲哀。后来反省过,这非议不成道理;“民以食为天”,人不能只活在“精神文化”里,更何况,“饮食”原也是文化造就的题中之义,是地方特质的一个体现方位,周作人先生就说过,写各具特色的 食物要比写大同小异的性事更有意味。我于东西南北、国中异域阅地多矣,若说吃在那里,国际比较上绝少异议,连倨傲的高卢人说他们的法国大菜无可比拟时,也不能不赶紧补充上“除非中国”。国内就有些争相标榜的纷纭,而在我看来,没有说“吃在黄桥”更能靠谱。黄桥烧饼名声的一个负面影响,在于它掩盖了哪里的许多美食。我说过黄桥的红烧肉“足令天下红烧肉无颜色”这样的话,其实,哪里饭馆的鱼饺、肉圆、蟹黄包,家常的春拌、摊饼、寒食菜,杂货店的寸金糖、蛤蟆酥,熏烧摊铺的牛筋、猪蹄、麻雀,沿巷叫卖的热乎乎的皮卷、油光光的荞面饼、冷飕飕的米凉糰------或油而不腻,或淡而有味,或润似玉质,或薄如蝉翼,莫不风味独到,他处即或不缺此类品种,亦远不能望其项背。 

  若据此说黄桥人独尚饮食文化,那就错了。也许跟梅兰芳先生的故乡相邻有些关系,旧时老老小小的黄桥人差不多都对京剧情有独钟,场合上“吼”一段“大曲”的主动性、自觉性,一如今日去拿起卡拉OK的话筒。外方京剧班前来献艺,每有本地票友上台参演,且出必“担纲”,《风雪山神庙》饰“林教头”,《女起解》则演“苏三”,《追韩信》当然就是萧何。等闲一个戏班来此上演须得“心存小心”,慢了一招、抢了半板,倒彩会喝成一片;如是几场下来十分可意,那就风光了,各界又是献锦旗又是放鞭炮,更有执意挽留其延期加演的盛情之请。当票友“打炮”的多,却鲜见青少年去“下海”从艺的,大概跟黄桥人“唯有读书高”的心志有些关涉。       

  这就可以接续前面提到的关于文化意识的话题。小镇民间历来以“目不识丁”为耻、以“知书达理”为求的心理相当普遍。到了我们这一辈,镇上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的固然都已逝去,中过末代秀才的老先生们也硕果仅存。仅存的这一位,就像人们敬奉大成至圣先师那样,倍受镇上人的尊敬,搭着一点关系的活动必得请其出场,一如现今什么活动请到哪一级领导就代表哪一级规格那样。我这样说的时候是排除了我父亲的,他相当决绝地不肯在场面上出头露面。 

  小镇人热衷“教育投入”,镇子上的小学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学也临近八十年的校庆。解放以后求学之风更盛,哪怕再窘困的家庭,衣食不周、债台高筑也不肯怠慢了孩子的读书。逢上寒假暑假,大街小巷佩戴外地高中、大学校徽的学子就蔚为大观。学业上还有“男工女医”的讲究,单单我妻的几位表姐,当年在各地读医大、医学院的就有五位。差不多的家庭都会出一个、几个大学生至少高中生。你知道,这阵势很“壮观”也很“逼人”,我想说的是,自己就是在未能考取高中那年被“逼”而服毒的,亏了爹娘早有防范抢救及时,方才有幸自裁未遂。 

  前面用“惟有读书高”说事,应该是姑妄言之,黄桥人也分明信奉“行行出状元”。一位二胡拉得极好的盲人,一位烧饼做得上佳的把式,一位吃食老店掌勺的红鍋,一位算盘打得出神入化的账房,一位招徕生意留得住顾客的学徒------地方上各行各业都有那么几位佼佼者,明星似的声名躁动而备受推重。黄桥人看不入眼的,大体是竟日游荡的“滂流尸”,热衷显摆的“甩子”,虚与委蛇的“绕门径”,装模作样的“格式”,不中用的“窝囊废”,不检点的“豁货”,以及行事孟浪的“搂马棒”,怯于担当的“孬种”,想入非非地做“大头戳”,溜须拍马地“贴相”等等。我对老家方言没有研究,写成文字时大概取其音谐,难免以意为之的杜撰。那些方言土语的评说,显见得有些刻毒,显见得在“做人”的要求上偏于苛严。其实,如同期望之深责之也切,也就是恨铁不成钢的善意鞭挞,巴望着大家伙儿规规正正地做人,实实在在地行事,并无什么贵贵、贱贱的人格歧视夹杂其中,更没有怀抱成见把人往坏处看、朝死里说的故意。 

  事实上,黄桥是个人情味浓酽的土地,这里多能品尝到人际体恤、彼此帮扶的古道侠肠。这样说的时候想到我们的房东,他举家在异地谋生,我们租赁了其分散在院内三处的全部住房。自打知悉我家经济趋于拮据,再也不肯收房租不算,每次回乡探望老母,都要给我们带上不菲的礼物,知道父亲难以心安,还变着法儿使之安心,说“老先生德高望重,帮我后辈看守房子,我们很不过意呢,难得尽点礼数是应该的。”就这样,我们在不收房租的房子里接受“礼数”,直至十多年后因地方上建设需要搬迁。院子里偏居一隅的一位老太太,其子在新四军服职,可以想见,在解放前的小镇,老太太不说何种意义上的“德高望重”了,还注定了难以幸免备受当局的非难,院子里的各家一无例外地对她尽心帮助、尽力接济,这就不能不显见得格外感人。年前读一位作者写的作品,读到书中关于“在民间社会,其实不存在真正的政治选择,唯一能坚守的,是世俗意义上的善良”这样一番话,深以为信哉斯言,能够代表古镇人的世事通明、人情练达,人性的善良和宽厚,原是超越许多社会域界的。 

  由此联想到小镇多立庙观的现象,儒家、佛家 、道家 、神仙 、阴司、宗亲诸多系统的祭拜场所,差不多一应俱全而皆具一定规模。在我有限的阅历中,除了俄罗斯的那个苏斯达里,还没见哪个小镇拥有偌许教门建筑。我对宗教文化所知甚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若非“邪教”,其教义大体伴同了人类心灵的愿景,规约了人性的向善、向群。联想到旧时小镇不只有“义庄”一类的准公共福利机构,还多有“斋孤”、“迎紫姑”一类“鬼事活动”。鬼事当然实系人事,接济孤魂野鬼,顾念可怜的“紫姑”们,应该不同于一般带有功利目的的求神拜佛,实系民间关怀于、资助于无依无靠之“弱势群体”的一种曲折反映。 

  尽管打从我能记事,沧桑的变迁已然大幅度修改了黄桥的面貌,比如“水改陆”优化了交通的同时,也使一些小河、小桥走进历史,“巷变街”放大了市容的同时,也使喧喧车马取代了昔日的宁静安谧。昔日的小巷多有消逝,小镇的增制已使原先的格局不复可寻。然而,虽说很有些“人心不古”了,一些积淀为“集体无意识”的精神依然不绝如缕地有所承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诚然要求文化心理的相应演进,只是演进中不能不遭遇种种悖论。比如黄桥传统的“打会”,原本为互济互利、彼此“共赢”的举措,前些年何以竟演化成一场危害广泛的“人祸”?通常倡导的“发扬老区传统”,何以须得被有识之士辅之以“革除老区陋习”?个中原委,理应引发小镇人深长的历史反思和真切的现实求索。当然,“故往新来”是社会运行的普遍法则,文化的发展更表现为有所扬弃有所积累的过程,在时代的更迭中,“思古之悠情”无补于事,我们能够做出的努力在于顺应潮流而不失一份心灵守护:莫让那些应该逝去的带走不该逝去的,毋使那些应该到来的挟带上不该到来的。 

  

  板桥道情 

  黄毓璜 

  小时候,常有抱着道筒(竹琴)、拿了简板(简子)到家门前演唱的流浪艺人。知道这一演唱样式在不少地方叫“渔鼓”、知道是古已有之的跟道家宣教有关的“道情”是后来的事;其时,只知道所唱内容多为清人郑板桥的《道情十首》,即便是“板桥道情”了。记得当年父亲对以此谋生者特别客气也十分慷慨,他是有国学根底的“开明士绅”,古体诗作多有自遣自歌的“长调”,有些散淡也有些超然。忖度其对卖唱者的欣赏,非因其“唱得怎样”而只是投契于“唱的什么”;要不然,就不至于从书架上把那唱词翻出来要我一遍遍读到能够背上。背上了不等于理解了,有所理解、有所领悟乃至几十年来差不多每年都会动情地默诵几回,自然是读过一点板桥其人及其书画诗文之后的事了。 

  《郑板桥集》分六辑收录其诗文,其中《小唱》一辑包括的就只是流传很广、雅俗共赏的《道情十首》,可见作者自己也很为看重。一组“小唱”经过十数年的增删,成于清贫度日之中而在入仕之后刊印出来,亦可见并不是什么一时之兴会抑或随遇的感发,跟一己的落拓与得志、牢骚与疏狂无多干涉,或许跟其人于老庄之学的修受不无关系,而归根结蒂,它流露的其实是郑氏通观亘古青史、历练多味人生、品味炎凉世情达成的一种融通与堪破,是其生命意识、散淡情怀、超然心境的一次集中而直白的艺术表达。 

  《道情十首》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了悟”,了悟于历史的底里与生命的玄机。前六首落笔民间芸芸众生,分别咏唱渔、樵、僧、道、贫士、乞儿几种底层人生境况。“渔翁”、“樵夫”固为辛苦谋生之“劳人”,“老头陀”、“老道人”、“老书生”虽有些年纪,也不是修成“达人”、“高士”的哪一类,或枯守于破落山寺,或飘泊于江湖风雨,或在“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或以“数莲花,唱竹枝”,竟日“千门打鼓沿街市”,轻灵的笔致描摹出各事其行者自守、自得于含辛茹苦的平常日子。后四首则托名“撮几句盲辞瞎话,交还他铁板歌喉”的歌者,罗列历朝历代的显赫人物,数落宫廷匪夷所思的昏迷与强暴,点破血雨腥风的帝事、霸业终究化为“废尘”的“慌忙尽”,太息良将名相们于事无补的效力用命,那披肝沥胆、显身扬名者,到头来也只能是自我耗损地“妄作那英雄汉”------前后的比照与臧否,和盘托出“唤庸愚,警儒顽”、自抒胸臆并醒世觉人的艺术旨意。 

  中过进士、当过县令,教过学馆,守过清贫、卖过字画的板桥,于官场以“俗吏”自谓,于艺文以“醋大生涯”自嘲,只把几多体恤连同几多青睐投向那些自由的性灵自在的生命。在这里,说诗人就是独钟无忮无求的乐天安命不及题义,以为就是对属于“社会”的“肉体世界”无所介意、一味去膜拜属于“自然”的“灵魂世界”也不尽然。如同他在一封家书中把“士”排为“四民之末”又极力赞成“读书”那样,所谓“学问在我”的说法,就分明诉告了士人“自我实现”愿景,只是否决那“读书”跟“敲门砖”的干涉,否决那乱纷纷、闹嚷嚷的仕途经济。私下以为,疏淡的板桥,原非绝圣弃智地“无求”于世,实乃有份弥高弥远、超脱尘寰的“大求”不辍于心。 

  一个两袖清风而勤于民事的为官者,终至于鄙薄功名、“脱去乌纱帽”,心仪坊间、神往山野,从依山傍水的渔樵们那里看出“扁舟来往无牵挂”的自在,看出“茫茫野草秋山外”的无羁,从僧道那里看取“自烧香,自打钟,兔葵燕麦闲斋供”的宁泊,看取“背葫芦,戴袱巾,棕鞋布袜相厮称”的淡定,乃至从“小乞儿”那里,看到“残杯冷炙饶滋味”、“桥边日出犹酣睡”的一份闲散自足;当然是对清净寡欲、无争于身外的理解与认同,是自远功名利禄、憧憬自由生命的心迹表露,这里是否发之于那“无为”的“道”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跟鲁迅讽喻过的那些“驰船过村”、吟咏“农家乐”的文士们有异,他唱出的是他自己,是他崇尚自然品格、自由意志的肺腑之声,是他对于从自我解放出来的认知。鲁迅的很为推重板桥这组小唱,应该包涵了一种关于历史内情和生命意识的深度认同——当我们不是从“穷通”的意义上、不是从“贤愚”的意义上、不是从贵贱、荣辱的意义上去衡度人生的价值,我们也就可能临近大自然而指向大自在地进入生命真谛的大品味、大感慨。 

  跟“民间情怀”、“平民意识”互为表里,板桥对历代“建功立业”者的漠然怅然,他的看出“丰碑是处成荒冢,华表千寻卧碧苔,坟前石马磨刀坏”,他的看出“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差不多跟那首《好了歌》异曲同工,与其说有涉“历史虚无”,不如说是道尽了历史的酷虐荒怪和人生无常的宿命——当作者不仅是从“民族”的、“国家”的、“历史”的意义上去做出英雄、家国、兴衰之思,而是站到“类”于“人”的高度,就可能抵达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超越树德事功、人杰鬼雄一类世俗社会的情结,从而更为博大、更为恒定地进入天道人情的辩证与人性本真的发见,进入关于“庸人自扰”、关于“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中”一类哲思遐想。斯之谓包容天人的大情怀、穿云破雾的大悟彻。 

  诗人有过直白的自陈:“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安享人也”,其《道情十首》,亦系“慰天下劳人”之作,是平民意识、民间倾向的自然流露和着意张扬。可贵的是,这里完全不是那等居高临下的世事关顾、不是那种顺天应命的劝勉抚慰;真正的平民意识只能以“平等”的态度、“沟通”的精诚为存在的理由和生成的前提。盛传板桥为官就任之初,便在县衙围墙打出些窗洞来,意在吐官气而纳民声。其事虽未经查证,不过,相对于其人可考的政绩、业绩与不难寻摸的心迹,它倒是很可以作为板桥勤政亲民的一种喻像和写真。当怀抱平常之心的诗人,动情于“弱势群体”的素朴之心、坦然之情,正是拌和了几多称羡几多推重的意绪,在终极意义上突显了“民本”、“民贵”的思情。明乎此,诗人的厌弃官场而倾心民间,他的“避世”复“经世”,他的“有才终落拓,下笔绝斑斓”,就不难理喻,就不难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位才情洋溢的艺术家世俗关怀的良知和秉性率真的血性。 

  年前有过作家故里兴化之行,听当地艺人在舞台演唱《道情十首》,其时击节相和间不禁澘然泪下,为了从这组“小唱”的情韵,再度品味出那如聆天籁、如晤其人的况味,倍感绝俗而亲民、孤高而和煦的诗人,跟我们休戚相通地相近相亲。联想到时下如过江之鲫的作家作品,多有涉猎现实“小民”和历代“人主”的书写;比较起并不鲜见的那些视其为“草根”而为之“请命”的“基层叙事”、尤其是,比较起日甚其例的那些视之为“圣君”而为其一一“树碑”的“帝王叙事”来,诗人透底的眼光、高标的境界、艺术的目标、创造的旨意,包括那份明智的临世态度和厚重的人文情怀,其长短、得失该是判然可辨而大相径庭。 

  通常所说的一等情怀一等文章、人高则诗亦高,应该并非绝对的尺度,而若论“大襟怀”对于创作的意义,郑板桥和他的《道情十首》,却不失为上好的说明。设若“心缠几务”去“虚述人外”,缺少齐生死、等贫富、同贵贱、一荣辱的豁达圆融,没有一种俯瞰沧桑、傲视人寰的气度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悟性,难以想象能以一组“小唱”,如此及于普泛、及于恒久地传输出振聋发聩之“大音”。 

  “扬州八怪”作为一个画派,或许不可言以板桥领衔居首,然则,其影响之深之远,无疑为余者所不能企及。这固然取决于“为艺我从我法”的别出心裁,亦即自树旗帜地“下笔别自成一家”;也取决于“做人不合时宜”的我行我素,所谓“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是对于有乖习见地逆向行思的自觉。在诗、书、画、文的创作,他说过不少精辟的话,其至大至要者莫过于如此立论:“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这里指称了艺术蹊径的不循常道,成就其艺术上别出机抒、独步一时的“绝”与“怪”;也指涉了其人不劣方头的禀赋、“不在寻常”的襟抱,指涉了一位诗家不循常道的大悟大求,成就其率性纵横的胸中气象与笔底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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