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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斯奋:不拘一格 不守一隅

他的名字于文坛而言,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

  17年前,刘斯奋的《白门柳》脱颖而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鸣惊人,《白门柳》一版再版,并被改编为多种艺术样式。然而在风头正盛之际,刘斯奋却毅然封笔,全面转向书画,并于去年将成果在中国美术馆作阶段性展示,又大获好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说:“把几种才华集于一身是一种文人现象,是古老的现象。刘斯奋的出现让我们确信中国文化的精神之脉仍然是活态的。”

  是命运对他格外眷顾吗?诚然,他是认真而执着的,无论对于文学还是书画创作;他又是淡泊而率性的,虽被视为“从政”者,却从不把当官当做人生目标;他性情平和,对学术却充满敏锐和勇气。近日,回顾《白门柳》的获奖及与余英时的论战,刘斯奋向记者娓娓而谈。

  读书报:首先,我有一个属于题外的好奇:您对网络应用多么?如何评价网络对自己的影响?

  刘斯奋:我认为:互联网时代是继工业文明时代之后又一个新的时代。网络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甚至会在短期内引发一些社会波动。对此,我们在思想上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心理上应该有足够的准备,并及早谋划好应对措施。

  就我个人而言,不像年轻人那么敏锐地全方位拥抱网络时代,只是在某些方面参与一下。比如在网络上浏览新闻,QQ、微信、网购之类,我都参与。至于写作,《白门柳》的前两部我还用手写,1990电脑在我国开始普及,当时还是速度极慢的286,我立即学习五笔字型输入法。《白门柳》第三部就是在电脑上完成的。后来,也利用网络做点学术研究,觉得方便之处不少,起码不用像老一辈那样大量做卡片来积累材料,因为很多材料网上都能找到线索,查找起来就方便得多了。

  读书报:您的作品在网络上流传很广,您会介意自己的电子版权吗?

  刘斯奋:对于一本书的作者来说,最大的快慰莫过于能有尽可能多的读者分享。写书时付出的劳动当然应该有所回报,但我觉得不是第一位的。因此签约的时候我也不重视电子版,我觉得这不太妨碍图书销售。

  读书报:还记得当年获茅盾文学奖的情况吗?

  刘斯奋:第四届评奖因为与上一届隔了八年,压了一千多部作品,竞争非常激烈。历史小说中有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唐浩明的《曾国藩》等,当时的名气都很大。而我的《白门柳》当时只出版了两部,第三部虽然写完却还未出版;加上我并非专业作家,此前也未发表过有影响的作品,在全国的文学圈乃至社会上缺乏知名度。再就是十几年间全力以赴写作,和文学圈很少打交道,在文坛中的关系交情都很浅。作品能获奖可以说完全是出于那一届评委们的公心。虽然一度引发质疑,但也由此受到关注,越来越多读者表示认可这部作品,后来又入选中国出版集团《20世纪中国文库》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先后一共推出十一个版本。

  读书报:作为非专业作家,您是如何想到写《白门柳》的?写作时如何应对面临的挑战?

  刘斯奋:那是1980年,我赴广西出席一个学术会议,途中结识了编辑邢富沅。交谈中他发现我对历史有想法,便建议我写历史小说。当时既未定题材,也没计划写三部,这都是后来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艺术创作这件事,确实不能完全用常情常理测度。人的潜能,是要在实践中才能开发的。譬如,在此之前,我只写过一些诗词、散文,做过古典诗词的整理、注释,但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写小说,虽然也曾尝试式地写过一两个短篇,也并不成功。忽然决定要写长篇,而且写多卷本,确实有点胆大妄为。何况对付《白门柳》这样的题材,我还面临几大挑战:一、我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此前从未踏足江南,对江南的认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都只限于一些文字记载。如何根据史料文字发挥想象力,去还原当时场景?这就是一大难关;二是小说的题材比较“硬”,主角是当年的大文人,大思想家。怎样从文化上、学问上驾驭和把握这些人物?怎样把思想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怎样把抽象的思想转化为艺术形象?过去似乎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做过这种尝试,也就无从借鉴。还有,就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多卷本小说总是一部不如一部。如何打破这道“魔咒”也是绝非轻松的考验。十六年写下来,也没有特别刻意和费劲,几大难题居然都得到克服,这恐怕就不是常理能够解释的。

  现在的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研究规律,研究共性,但是其实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是艺术家的个性,就《白门柳》的写作而言,我的主要感悟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要扬长避短。如果写当代题材的小说,我未必写得好。因为我的生活经历并不特别复杂曲折,虽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但总体来说并不比其他作家丰富,对群众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也不够熟悉。这无疑是我的短处。我的相对优势在于:由于家学传承,我从小受传统文化熏陶。特别是在古典诗文方面有过较深的钻研,对于古代文人的生活习惯、喜怒哀乐、价值取向比较熟悉。这样一种“童子功”,使我在接触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史料时,有一种如历其境,如温旧梦,如对故人的感觉。这也许又是我的长处。使我避免像有些缺乏准备的作家,忽然要写历史小说,只好临时抱佛脚地进行恶补,要做很多未必真正有成效的准备。当然,与历史研究家相比,写小说除了对素材的熟练驾驭,还必须有很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和过人的想象还原能力,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读书报:那么您是掌握了哪些技巧?

  刘斯奋: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不过,如果只讲体会最深的一点,那就是对于“节奏”的全面把握和运用。大至结构、情节、叙述语言、小至人物对话、细节安排,我都处处贯彻“节奏”的理念。事实上,我认为:一切的艺术的最后抽象都是节奏。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是如此,文学创作也是如此。掌握节奏之后,写来就能够如同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所谓节奏,其实是艺术家的心灵律动,通过作品传递给读者,而读者则凭借作品的节奏,感受作者心灵的律动,产生共鸣,从而使艺术的审美功能得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书法,书法只是一根最抽象的线条,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就是书法家凭借内心的律动,把节奏赋予了线条,才使之具有打动人的魅力。好文章能荡气回肠,同样是因为掌握了语言的节奏。

  当然,写小说除了要掌握运用好节奏之外,还要不断有新点子,特别是长篇小说,新点子更加必须层出不穷,以期不断挑动读者的阅读兴奋点。《白门柳》作为多卷本小说,之所以能够避免一部不如一部,除了叙述内容和角度一再变化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到了点子层出不穷。使读者不会因为重复雷同而产生审美疲劳,失去阅读的兴趣。

  读书报:《白门柳》后来被改编为多种文艺样式,流传很广。自己回过头来反观,您觉得有什么遗憾之处吗?

  刘斯奋:如果说有遗憾,就是在钱柳情爱方面,大概我原来更着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描写他们,也就是说对他们这种老夫少妻结合的功利性考虑比较多,作为红颜白发的恋情,恐怕还有人性的一面,也不是那么纯粹的功利,这方面我着墨较少。

  读书报:《白门柳》获奖之后又是什么状况?为什么没再写小说?

  刘斯奋:写完《白门柳》前两部后,我先后去广州市文化局、出版局、宣传部任职,无法集中时间写作,因此第三部拖了7年才完成。写了十几年小说,可以说还是相当辛苦的。从三十六岁到五十三岁,是我精力最饱满、艺术感觉最敏锐、创作力最旺盛的一段岁月,全都投入到《白门柳》的创作中。的确,壮盛之年才能出佳作。所谓“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到了老年,恐怕没有几个作家能把长篇小说写好。献丑不如藏拙,聪明的办法是见好就收。不妨学个玛丽莲·梦露,把形象定格在最美好的时候。非得到了江郎才尽才下场,又何必呢。另外,我也想换一个活法。我的少年时有两个梦,一是当作家,一是当画家。《白门柳》完成后,算是有始有终地了却人生的一个梦,心里踏实了,剩下的“余生”就可以“挥霍”了。于是我想重拾画笔,后来有机会担任广东画院的院长,就更加促使我把精力转向绘画和书法,屈指算来,到如今也将近二十年了。

  读书报:这两个梦都基本实现了。您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吧?

  刘斯奋:确实,自从去年春天把近十多年的创作成果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贯通融会——刘斯奋书画诗文艺术展》之后,这第二个梦也算了却了。回想起来,确实要感谢命运的厚爱。人生最快意的莫过于自身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至于是否能获得历史的认可,那是身后的事。生前一切吹捧炒作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最终的定位还得靠实实在在的作品。

  读书报:当下文人字画盛行,您怎么看?如何判断文人字画?

  刘斯奋:中国画三个源头,一是工匠画,二是宫廷画,三是文人画。前两类因为要受制于雇主或皇室的意志,不能随心所欲发挥自身的天赋才情,于是转而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文人画则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有美术的天赋和兴趣,发而为之。由于不是以此来谋生,所以更忠实于自身的文化理念和审美追求。

  文人画当然也要技术,但更强调发挥个性与激情,从而推动中国画迈向更高的精神层面。文人画的强调精神自由,加上工匠画、宫廷画的技术专精,共同构成中国画今天的整体格局,可以说各有功劳。    文人画在表现形式方面无疑也有其局限,但她代表着人类艺术发展的一种方向,这就是个性不断解放。西洋绘画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早期西方的绘画受制于宗教意志。一直发展到19世纪文艺复兴,才把世俗的感情、世俗的形象掺杂到其中。后来又出现了印象派,打破了写实的画法。再后来,又有现代派、当代艺术等等,越来越个性化,甚至除了画家本人,谁都不知道画的什么。

  中国文化由于其包容性,很早就出现儒、佛、道的共存,艺术家的个性发挥获得广大的空间,比西方提前了五百年。直到近代,中国整体国力下降,出现了否定自身文化的思潮。直到今天才又觉醒,重新发现文人画。这和中华民族复兴、自信心恢复有关。但是有多少是真正的文人?真文人是文化素养比较高,不以市场为价值取向,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形而上的东西。另外,文人画在当今也有一个如何创新发展的课题。传统的模式固然可以继承,但要真正重振复兴,还得创作出具有当代特色的文人画。这需要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

  读书报:您当年与余英时的论战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回顾,您怎么评价当时的论战?

  刘斯奋:这是学术界的一桩旧公案了。当时余英时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后,一时引起众多议论。我因为主业并非学术,当时又正埋头于《白门柳》的创作,对此可以说是浑然不知。直到有一天我的父亲刘逸生先生把《明报月刊》给我,问我对余英时的文章有什么看法,才得知此事。我看后认为余文是以学术研究为包装,达到为国民党的统治张目的目的。本来,余先生自有其政治立场,加以表达是他的自由。但他偏要抬出已故的陈寅恪先生来,对其诗文进行任意曲解,致使陈先生的形象蒙上虚假不实的尘垢。这显然是很不应该的。我父亲便说这是王匡(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从北京带来的,想请他写文章反驳,但他已没有精力写,问我是否愿意写。我觉得反驳并不难,便答应下来。于是一商榷、再商榷,总共写了两篇文章,与余英时的五篇文章都在《明报月刊》发表了。结果余先生挂起免战牌,但又宣称他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此后好些年,虽然余先生不断在各种场合提起这件事。但因为一直未见到他对我所提出的商榷论点进行正面回应,所以我也就未加理会。由于我不是学术界中人,尤其没有以陈寅恪先生作为长期研究课题的打算,加上余英时是个名人,我更不想落个借“骂名人出名”的嫌疑,所以就借“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用了“冯衣北”的笔名。又由于我当时只是个无名之辈,文章写成便交给我父亲代转,对于王匡其实是向胡乔木请缨,同时此事还涉及钱钟书先生等情节,我是事后才知道。其实,我作为局外人,当时愿意写文章,主要是一方面对于陈寅恪先生被人无端污蔑于身后,感到不平;另外,也是有愤于余英时的文章口气极其傲慢,视国内学人如无物。不过,使我略感遗憾的是,文章发表之后,始终未见有参与论辩的文章出来。倒是钱钟书先生曾致信王匡先生,认为“刘文甚好!”又,1988年,“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我有幸见到季羡林先生。他对我说:“由于年事已高,近年已很少看完一本书,但你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我是看完了的。我同意你的意见。”他还告诉我当年北平学人撤离的一些旧事逸闻。两位前辈当时的表态,至今对我仍旧是有力的鼓励和持久的慰藉。

  刘斯奋简历

 

  1944年1月生,祖籍广东省中山市,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一级作家,历任第四、五、六届广东省文联主席,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小说创作、学术研究以及绘画、书法。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文化论文《朝阳文化、巨人精神与盛世传统》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山水画作品《万岳朝宗》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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