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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新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新儒家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从1950年代开始,一群杰出的中国学者,他们多数居于香港,如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儒家思想的着作,并于1958年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之共同宣言。在这些作品之中他们指出,人们不应接受五四以来反传统主义者的观点,将儒家思想的人文主义价值与阻抑中国现代化的一些传统制度模式混淆在一起。实际上,儒家人文主义价值观,对一个不仅需要现代化,且更需要具整合性之精神生活的社会而言,仍有其意义。这一群人后来被称为“新儒家”。简单地说,新儒家的核心理念是对“儒家之普遍性意义的强调”,认为“中国文化具有超越文化本性的价值”。新儒家思想所针对的是以胡适、陈独秀、鲁迅为首,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提倡的批判中国文化并主张西化的观点,不过新儒家与五四思想家之间也有共同之处,郑家栋在讨论牟宗三思想时曾指出:以唐、牟、徐为代表的一代新儒家与“五四”传统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因为他们同样认为民主与科学为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之所首要和必须。牟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民主与科学的背后是有某种精神在支援的,重要是如何把此种精神接引过来,否则的话,所谓发展民主与科学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的确,牟宗三肯定自由、民主,他希望以“曲通”的方式将西方民主与科学“接引过来”。他说:“外王是由内圣通出去,这不错。但通有直通与曲通。直通是以前的讲法,曲通是我们现在关联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讲法。我们以为曲通始能尽外王之极致。如只是直通,则只成外王之退缩。如是,从内圣到外王,在曲通之下,其中有一种转折上的突变,而不是直接推理。这即表示:从理性之运用表现直接推不出架构表现来。”

  诚如许多学者们所同意的,新儒家最大的贡献是:以世人能了解的说法去证明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亦即“证明儒家对个人的尊严与自主的主张,以及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超越现实政治权威的道德理想”,和“把研究儒学的焦点从‘礼教’与‘理气’的题目转移到‘生生不已’与‘工夫’的思路”。换言之,对他们来说,中国传统不是停滞而缺乏动力的,不应笼统地称之为“封建遗毒”,也不能说只是一种“强调礼教的权威主义”。同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如民主与科学等不相矛盾,反而是具有相互配合的可能性。

  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新儒家不但对五四反传统思想有所反省与承接,企图以传统思想接引民主与科学,他们对于五四思想家所醉心西方自由主义亦有所批评。新儒家以为自由主义模式,乃至欧美主流思潮,太强调利己精神与工具性理性。他们尝试将自由民主与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相结合,以此克服西方现代的精神危机。这一点源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如严复、梁启超等人从儒家“恕”与“絜矩”的观点出发,以“群己权界”、“群己平衡”的主张来批评西方自由主义之中过度重视“个人主义”的倾向。

  严复、梁启超的想法与后来的新儒家有类似之处。张灏指出新儒家重建儒学的重要任务即是将儒家有天赋内在本性的自我概念,整合到德国人那种注重自我的道德发展概念,和康德将每一个人作为目的的观念中。张灏说:“这些自由观念所隐含的并不是五四时期那种把民主当作一种解放制度的观念,而是把民主当作一种由道德自律的个体组成的参与型共同体的观念。”

  严复、梁启超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新儒家对群己关系的构想显示他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批判。这一思路在台湾、香港与大陆都有所发展。在台湾如周德伟既秉持儒家心性伦理,又接纳海耶克的自由经济学说,他自觉地以“中国圣学”为基础,将之与自由哲学、法治思想与功效哲学作一对话,并追求儒家与自由主义的会通。在中国大陆则有秋风,提出“儒家宪政主义”,难怪他那么欣赏周德伟,并认为周德伟在历史定位上可与清末立宪者、张君劢、陈寅恪、现代新儒家等共同归属于“现代中国的保守--宪政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

  类似的思路在香港的一位经济学者胡国亨的着作之中也表现得很明显。胡国亨的看法如下:他指出自由主义依赖政治、经济与思想的三个市场,并给予人们尽可能广的自由。这样的市场导致西方社会“物质滥用、家庭危机、青少年早孕、毒品泛滥、对福利政策的过度依赖、犯罪以及教育不景气、精神疾病、个性丧失”等问题。其次,胡国亨则点明三个市场的自由竞赛导致不平等的趋向;以及具优势地位的少数精英阶层控制经济、社会,以及知识生产,而他们并不一定具有“先知先觉”的智慧。第三,自由主义一方面肯定个人自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以物质进步为绝对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受到实证主义、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影响,在人与人有分歧与冲突之时,视量化或完全客观的证据为真理唯一的标准。这样一来,所谓法治完全取决于律师如何来操纵法律与解释证据,而不是社会正义。胡国亨在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同时,他和新儒家一样,主张以孔子思想来补救上述的缺失。胡国亨从儒家而来的观点与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有类似之处,他认识到“个体化的社会秩序,无疑将是未来历史的主流,而个人的基本价值将会全面为历史肯定,但以个体化为主流的社会亦渐渐意识到,只有提倡某种群体意识,加强个人之间的合作,才可让社会变得更昌盛与繁荣,也才可以缓和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对胡国亨来说,儒家价值在建立群体意识与加强人际合作上有所贡献。以上从新儒家到肯定孔子思想的胡国亨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反省,显示儒家与自由主义接轨的可能性,并提供未来建立更合理之政治哲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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