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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界:重建当代乡村生活(江冰)

 作为知名散文家的熊育群,举戈进军小说领域,而且一出手就是一部颇见水准、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可见其才气与胆略。小说开场,一个哲学式的询问:我们的记忆会被篡改吗?这个时代小说家的理性即刻出场,好在熊育群一转身就回到故乡,忘魂草柔和了尖锐的思考,读者被拖进了汨罗江,一条既有美景相伴、又有气息相随的湖湘大河两岸。尽管作家努力保持一种梦回故乡与人生反思的旋律,不断提示读者:童年记忆的后面有更多亟待破解的含义,但我们很快会忽略这种提示,转而被乡村画面吸引,因为画笔点染,自然万物本身的魅力被唤醒了,生机勃勃,春意盎然:“油菜花一眨眼间像潮水一样升起来,淹没了大地——风全被花香染过了,清新香甜之气,醒人头脑,让人难以入眠。各种植物以它们特有的香气在空中飘移,像伸长舌头的狗,走一走,停一停,风是它们的脚。它们把风熏染得五颜六色,你嗅得到大地上的姹紫嫣红,嗅得到生命的原乡。”

  我的阅读联想没有马尔克斯、没有博尔赫斯,而是盘旋在屠格涅夫对于俄罗斯辽阔原野的描写、罗曼罗兰笔下约翰·克里斯多夫内心音乐般的抒情,以及沈从文展开的湘西山水画卷里那种天地贯通的灵气。你看熊育群讲述的乡村故事,人物多有灵气,活活泼泼地行走在连尔居山水画廊之中,偶见“鬼气”,却又适可而止。每个人物,各具其美,各自都可成传,独立成篇。这种写法,因为关注灵气,人物生动站立;但由于少了情节线索的牵连,彼此之间的冲突相对减弱,加之整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少了一条主线,多少削弱了小说阅读的推动力。但作者着力点显然不在情节冲突,而是回忆中人与事的“点缀式结构”,其优势于此,其弱势亦于此。当然,散文式铺陈与小说式笔法,在作者笔下糅合得十分娴熟,得心应手地兼得多种文体之长,在传统风格中揉进现代手法,其中多有探索,也是值得肯定的。

  熊育群长篇小说《连尔居》对楚地遗风的追溯,我颇看重。文学艺术一向就有记述一方山川风貌、传达一处地域文化神韵的功能。中国文学的两大基石:《诗经》与《离骚》,分别传达了神州大地北方南方的风貌精神,至今气韵生动。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的经典名著《艺术哲学》对此也有深入精彩的探讨,他的三大理论支柱:种族、时代、环境,在我看来,均与地域文化丝丝入扣、休戚相关。作为生长于汨罗江畔的作家,熊育群自然受到屈原精神的滋养,除了那些拜祭屈原活动的直接描写外,两个人物颇有魅力:一是女奇人吴玉清;一是仙风道骨湛木青。前者是浅浮雕,后者是雕塑像。

  吴玉清鹤发童颜,脸相硬朗,有女人少见的长眉,眼泛青瓷之光。没读过书,不识字,全部知识来自于老辈口传,是靠感觉和生命的气息来感知和认识世界、可以预知未来、可以通灵并懂巫术——几乎是一个乡村通天地知鬼神的奇人。引发我兴趣的是作家对她着墨不多,却由这位半人半神的女性,引出一个历史性的结论:连尔居村庄不尊教化、率性而为的行事风格非常“符合庄子的哲学、符合道家的修为”,当年庄子南游楚越,就极其赞扬当地蛮夷生活,认为这才是人的理想生活。而吴玉清身上恰恰留有楚人特征。“楚人非毁礼法、傲视王侯、率性认真,在连尔居人身上也得到印证。”最后,小说家毫不忌讳地表明了扬道抑儒的态度。

  与吴玉清不同,湛木青是一个具有完整人生历程的乡村男人,只是由于婚恋不幸,遁入空门。但他并未由此远离世俗,而是难舍红尘,不忘情人。在他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人世间与历史、与自然、与宗教、与灵魂的诸多联系。他也是小说家比较钟爱的作品角色,赋予的人间笔墨,时常比之道人身份的描写更加丰富和生动。细细推敲,湛木青的道人生活时常成为熊育群的抒情跳板,由他连接屈原、连接道术、连接历史、连接祖先、连接土地——夜深似海,黑暗如磐。湛木青的《招魂歌》如一苇独航,引领众生走向生命前路,灵魂飘然,万事皆空。湛木青的形象有两面:乡村做法事的黑袍道士;终生不忘初恋的痴情男人。作为长篇小说,这个人物的分量不轻,是连接楚地遗风的关键人物,作为楚地的“向导”,他的作用是达到了,但作为影响连尔居特殊民风的“特殊居民”,人物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比如他有可能成为连尔居人的精神纽带和核心,并依赖“楚地遗风”的传统力量,抵抗特殊时期的政治力量——这是创作的短板,也是小说的遗憾。小说家在单线叙述湛木青与玉娥爱情故事时,用情过甚,不由自主地忽略了这个“特殊居民”对整个连尔居的独特影响力,而这一影响力来自吴玉清的楚人遗风,来自屈原的湖湘传统,来自道家老庄无比博大的深远力量。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一个新意不多的乡村爱情故事中,不经意地消解了,我在惋惜之余,也试着寻找原因:是作者对故乡用情太深而少了一份反思的清醒?抑或作者对于现代小说如何脱胎于传统故事并逐步具备一整个叙述系统——尚未完全体味?是思想层面少那么一点穿透力?还是艺术层面少一点爆发力?退一步说,假如湛木青这个人物可以完成全篇提纲挈领的功能,《连尔居》为楚地文化招魂的使命将在更高层面得以完成,长篇小说的阅读魅力也将进一步提升。

  由上述作品人物湛木青的生活描述,我们已经看到构建连尔居乡村生活的三个世界:日常生活;历史生活;政治生活。连尔居恰恰在这三种生活的拉动下,展开了与小说家童年记忆时间段吻合的“文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小说第十三节“神鱼的故事”生动奇妙地连接交汇了三个世界的生活:腊月是杀猪分鱼的月份,这是日常生活的惯例,但是一条关于神鱼的新闻,使得日常民俗惯例迅速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条大鱼上升为“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焦点”,构成全国农民“学哲学,用哲学”模范县汨罗的一件政治大事——“现实的荒诞性”显露的同时,“自然的魔幻性”出来抵抗了。“神鱼的传说”演示为景观的魔幻:汨罗江上的鸟都飞来了,像一片乌云把河床盖住。群鸟鸣叫,声音像暴风骤雨射向人群,大鱼腾空一跃成了一只鸟——2000多年前的那条神鱼在超度中浮现,鱼儿飞跃了千万年的浩渺之水——历史被瞬间接通。这也是熊育群长篇小说《连尔居》的三维结构,展开艺术想象的三维空间,追溯楚地遗风的思想起点,铺陈童年记忆的故土家园。

  平心而论,小说家的长处在此,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抒情结构,但短处也在此,三个世界的彼此渗透、交汇,却没有把重心放在三个世界人物的彼此冲突上。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价值选择的冲突性,没有能够在具体的矛盾冲突中得以体现。时代悲剧的尖锐时常在冲突即将出现强烈撞击时,被抒情式的画面取代了。类似大右派黄石安、地主胡茂钦、被侵害的少女、自尽于湖的痴男等等人物悲剧,由于没有被列入一个统一的故事结构,从而分散了作品的冲击力。连尔居作为继承了楚地遗风之乡,其特殊性及其历史缘由依旧为谜。著名学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心理结构创造艺术的永恒,永恒的艺术也创造、体现人类传留下来的社会性的共同心理结构”,由此想到,熊育群故乡连尔居与长篇小说《连尔居》之间的关系。我们有理由期待“楚地之子”熊育群,给予读者进一步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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