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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院首届高研班学员小说近作观察

        晴空“群”鹤排云上
——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部分学员小说近作观察
 
  鲁迅文学院是我国文学教育的重要力量。首届高研班(简称“鲁一”,2002年结业)的学员们凭借创作实力已经成为主流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从部分学员2014年以来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无论在题材的宽度上还是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上,都显示出他们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现实生活、剖析精神嬗变的卓越能力。他们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学景观也是当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清晰缩影。
 
  乡土叙事
 
  关注乡村生活和乡土文明衰落的征候,以充满新意的乡土叙事表现乡村的时代变迁。对现实经验进行有效的文学表达,建立起时代的文学形象,是“鲁一”作家极其重要的创作追求和实践。在关仁山的长篇小说《日头》中,传统乡土生活中的家族力量和家族矛盾仍然存在,小说以日头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为背景,通过权家与金家两个家族斗争的故事,集中表达了乡土文化和乡村伦理崩溃的过程和新传统建立的艰难,折射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农村变迁。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像《日头》这种以家族为主线的“史诗性”书写也发生着改变,潘灵的中篇《一个人和村庄》中,丫口村不仅没有了家族,而且只剩下一个光棍汉伍包明,尽管伍包明骨子里有着坚强的毅力,但却无法阻止乡村的消失,小说以寓言化的方式写出了城镇化的趋势和坚守者的悲凉处境。而在孙惠芬的长篇《后上塘书》中,传统的家族伦理已经演变为利益关系,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刘杰夫回到家乡继续扩大资本积累,政府官员、乡邻和亲属趋炎附势地围拢在他周围,成为农村 “新贵”的推手和帮凶;刘玉栋的中篇《风中芦苇》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不同关系和不同视角切入乡村生活,折射出了乡村的变化。而刘继明长篇《人境》中的马垃成为了一个兼具乡土文化价值观念和知识精英思维的复合型新人,慕容秋出身于城市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面对社会对利益的追求,她转而向在当知青时插队的农村寻求精神的升华。小说全景式书写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描写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为身处剧烈变化之中的城与乡中的当代人同时立传。
 
  承载民族记忆,复活民族传统
 
  承载民族记忆,复活民族传统,进而展现新的时代精神。红柯长篇《少女萨吾尔登》写了少年时即从陕西渭北来到新疆伊犁的叔叔周志杰回到家乡后成了异乡人,遭遇了痛苦的精神折磨。蒙古族姑娘金花曾经在新疆求学,用传统舞蹈《萨吾尔登》唤醒了周志杰的心灵。侄子周健工伤残疾之后,喜欢舞蹈的女友不离不弃,继承了婶婶这套传统舞蹈后与周健开始了幸福生活。小说揭示了传统文化在人物精神和性格成长以及命运变化中的作用。雪漠长篇《野狐岭》是一部在广阔的历史和地理空间中书写的传奇作品,小说以解开两支驼队消失之谜为线索,通过“召魂”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中国西部蒙汉驼队骆驼客百年前的神奇探险故事,被称作“重构西部神话”的佳作。陶纯的中篇小说《天佑》则写出了革命对当代人的影响,老红军彭天佑80岁时在后辈的陪同下回到故里,率领后辈逐一祭奠用生命保护过他的人,告诫后辈“长征,是我们彭家的根”。
 
  在坚守传统之外,展现新的时代精神也是“鲁一”作家们的重要方向。荆永鸣的京味长篇小说《北京时间》写了“我”从内蒙古移民到北京之后,如何通过自我奋斗在首都站稳脚跟并融入北京人生活的故事,鲜活的“京味儿”通过“我”与本地人的交往向读者传达了北京人厚道、肯干、甘于固守自我生活的品格。孙蕙芬的另一部长篇《寻找张展》也塑造了一个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小说通过上下部不同的视角,多侧面展示了人物从纯真无邪的童年到迷茫叛逆的少年,再到人生目标逐渐清晰、责任心强、乐于助人的优秀青年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张展这个人物与不久前曾被热议的陈金芳、涂自强这类形象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和命运。陶纯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一座营盘》在批判和重建两个向度上都有深入的开掘,一方面直面当下的军营生活,揭示出光鲜戎装之下的官场病态;另一方面,作者写了忠诚、淳朴的布小朋参军后一身浩然正气,从一个乡村青年成长为基地司令员的故事,与浪荡入狱的腐败分子孟广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身上透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正义力量。衣向东的中篇《紧急集合》也是军事题材,小说将战友情、同学情融合在一起,讴歌了军人的忠勇和友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示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传统道义观念。
 
  抗日题材的不断书写
 
  通过对抗日题材的书写不断丰富集体记忆,为延续传统提供不竭动力。《天佑》对红军长征的理解是一个例子,而抗战所激发的民族斗志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王松的长篇小说《燃烧的月亮》取材于日本殖民台湾时制造的“雾社事件”,作者牢记文学的历史使命,通过传奇性的叙事书写了一曲反侵略、反殖民的悲壮颂歌。区别于这种宏大的史诗性叙事,李西岳的长篇《血地》将视点聚焦在冀中抗日烽火中的李长生、李长在、香梅等普通人身上,尤其对其中女性人物的命运给予了特殊观照,将战争大历史溶解到具体的人所构成的个体世界里,凸显了真实而鲜活的记忆。作者通过人物炽烈的感情和对敌斗争的激情将小说写得血脉贲张,极富感染力。谈歌的长篇《大舞台》写了隐蔽战线的城市抗战故事,以“梅记杂戏社” 班主、共产党员梅三娘及其三个女儿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两代人前赴后继,与日寇周旋英勇抗争的故事,贯穿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大义。麦家的短篇小说《日本佬》没有直接书写战争,而写了战后的平民生活。绰号“日本佬”的父亲曾救过一个日本孩子,爷爷是传统信仰的代言人,在他的观念中无法将抗日与救人两件事分开理解,正是这种“狭隘”的偏见使人物真实可信。通过上述作品可见,对抗战史的文学书写已经步入了私人述史的新阶段,小说所表现的是作家个人对抗战的理解,而非依据已有的历史结论来进行,正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所说的那样,陀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公认的、主导的声音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微弱的、个人的声音。
 
  深度关怀现实生活
  书写日常经验
 
  上文提到的《人镜》在观照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同时,也不乏对众生喧哗所隐含的阶层分化和价值撕裂的直视和担忧,而艾伟的长篇《南方》则以更加严厉的方式行使着批判的职能,作为一个叙事形态和主题意义极为复杂的文本,小说以你、我、他三种不同人称的叙述让一个“罗生门”的事件一步步变得清晰,而在廓清谜团的过程中,智障者成为最善的人,心机绵密的人则以坑蒙拐骗为生,道德在欲望面前跌落,人性中的恶膨胀起来,人物的复杂命运折射和释放出了“两代人人性的无奈、乖张、扭曲和残忍”。邵丽的中篇小说《第四十圈》更为直接,小说通过一个复杂的案中案,讲述了齐光禄和牛光荣在现实逼迫下的无助命运,普通公民与邪恶权势之间的斗争结局向来是可以预见的,读来令人悲愤和哀痛的感觉直指当下的功利世相。林那北的中篇小说《芳邻》堪称书写日常的佳作,一对新婚夫妇遭遇楼上邻居的噪音袭扰,女主人与楼上“芳邻”的交锋同时在网上展开,真相大白之后,原来楼上邻居竟然是男主人的前妻,邻里关系的背后却是情感问题,小说以女性的视角准确表现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和人性,并对“80后”的婚姻和爱情做了细致呈现。荆永鸣的中篇《较量》通过医院里两个医生友谊破裂的故事,写人与自己和社会的较量,揭示和批评了社会整体的病态。
 
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
剖析复杂人性
 
  探索人类幽暗、隐秘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剖析复杂人性。罗望子的中篇小说《群芳》落脚在女性的心理上,5个女人的5个故事既独立成篇又穿插交织,笔触细腻地游走在俗世与人心之间,将女性放在社会结构坐标中加以衡量,又反过来站在女性的视角上看社会现实,人物显现出理性的自主意识。在陈继明的中篇《圣地》中,独生女周羽在长江大桥自杀,她的父亲两次前来探访,悲剧的原因令他心碎。小说呈现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困境,显然“圣地”这个题目也是一种象征手法,除了实指死亡之地,还寓指人类的精神世界。在对精神世界的书写中,李西岳的长篇《独门》也有新意,这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通过一个农村少年的成长经历,向读者展示了关于人生成长的青涩记忆和反思之后的心灵独白,表达了自觉的道德批判和人性悲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
 
  从传统裂变到时代新潮,从历史叙事到日常书写,从现实批判到人性挖掘,“鲁一”学员们的创作可谓多姿多彩,而限于篇幅未能一一评说的徐坤、戴来、萨娜、许春樵、凌可新、夏坚德、曾哲、谢挺等学员也时有新作惊艳文坛。严格来说,“鲁院首届高研班”这样一个暂时性的集体并不能构成一个文学意义上的“群体”,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创作领地上努力耕耘,不属于同一地域,年龄、职业和创作门类以及创作风格差异也很大,惟一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曾经是这个集体的成员。15年之后仍旧把他们当作一个集体来看,是因为他们在创作中显现出的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突出的艺术成就足以成为观察当下中国小说的重要样本。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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