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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力斌:“城中村文学”的出现及批评的缺场

        师力斌:“城中村文学”的出现及批评的缺场


师力斌(资料图)
 
  乡土文学衰败之后,“城中村文学”兴起了。“城中村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对此,批评理论界似乎还缺少准备,仍停留在陈旧的乡土文学/城市文学二元结构思维之中。在社会学研究中,“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概念已经存在了许多年,这个概念很有用,文学应当把它拿过来,以观照文学创作的新现象。
 
  乡土文学的衰败是近10年来文学批评界的共识。2005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发表以后,陈晓明、张颐武等批评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乡土文学衰败的惊叹。在2012年发表的长文《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中,孟繁华详尽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历史命运,他指出,“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这一变化,使百年来作为主流文学的乡村书写遭遇了不曾经历的挑战。或者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乡土文学方面。即便到了21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基本是乡土小说,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这个潜流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
 
  孟繁华承认一种有着百年传统的、一直以来占优势地位的文学类型的衰落,指出了文学创作潮流的历史性变迁,但同时,这种饱含了惋惜的指认中,不免流露出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视野的固化,那就是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模式。好像文学跟它的发生空间是一块铁板,乡土文明衰败了,乡土文学就衰败了;城市扩大了,城市文学就要跟着兴旺了。事实上,这个时间久远的城乡理论框架,已经很难套用在当下文学创作的快车上。
 
  “城中村文学”是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概念,它能够有效地描述近10年来中国文学发生的巨大历史变迁。城中村是当今中国大城市非常巨大的存在。对于北京来说,宋庄、皮村,这两个有典型性的城中村能指,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所指。人们都明白,“中关村”不是村,而是高科技、硅谷的代名词。皮村不再是偏远农村,而是著名的进城农民打工者聚居地。宋庄更非落脚山腰的僻静山庄,而是艺术家聚居区、艺术创新原发地、艺术新潮的风向标之类的代名词。城中村的兴起,跟它较为低廉的生活成本、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自由的人员流动机制关系密切。这一新空间可谓乡村与城市拉锯的前沿阵地,既可能是进攻的壕沟,也可以是退守的堡垒。
 
  近几年国内文学期刊发表的小说中,城中村的呈现非常频繁。方方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主人公涂自强在武昌石牌岭的租房就是个典型。“这里是城中村。街道狭窄,房屋杂乱。村民们将自己的房屋略加改造,便成租屋。因为简陋,所以便宜。又因此地距大学和电脑城近,便成毕业生的云集之地。他们像鸟一样,每日早出晚归,夜间栖息在此。涂自强与邻校三个学生合租了一间屋。一个月各出110块钱。” 石一枫小说《地球之眼》的主人公安小男落魄时的栖身之所,是北大西门外“挂甲屯”一带:“那儿的居民把平房加盖成摇摇欲坠的简易小楼,再按间甚至按床位租给住户。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城中村仍然又脏又破,熙熙攘攘,土路的两侧摆满了卖鸡蛋灌饼、麻辣烫和羊肉串的摊子,不时有戴着厚厚的眼镜、满脸木然的年轻人夹着书本匆匆而过。” 再看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所描述的西安城中村:“我们是在城南的池头村里寻找韩大宝,因为寻着韩大宝才可能在西安落脚。……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城市不断扩张后它成了城中村,村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却家家把地钱修建了房子出租。这些房子被盖成三层四层,甚至还有六层,墙里都没有钢筋,一律的水泥板和砖头往上垒,巷道就狭窄幽深。……我往上望,半空的电线像蜘蛛网,天就成了筛子。”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描述了大量这样的城中村。贾平凹《土门》,徐则臣《看不见的城市》,王昕朋《红夹克》,姚鄂梅《你们》等大量作品,都有这方面的描述。可以说,这种地处城乡结合部,乱搭乱建,管理混乱,人员混杂,但又人丁兴旺,生机勃勃的所在,已经无可抵挡地进入那些思想敏锐、关注时代的优秀作家的视野,成为当下小说叙事无法摆脱的新空间。
 
  批评理论界对文学叙事空间变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不尽人意。
 
  首先,城中村文学是对农民进城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的敏锐捕捉。所谓进,就不是退,它首先是一种进取的人生态度,包含着进取的精神。同时,还伴随着别样丰富的内蕴,拼搏的精神,学习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共处的精神,融合的精神等等。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改变着乡村,也改变着城市,这个改变是双向的。想“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哀的返乡叙事固然用心良善,但跟上时代,观察农民进城所带来的冲击、创造,从新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灵感,为新的文化创建提供想象,可能更需要见识。迅速勃兴的快递业就是乡村进入城市并改变城市最有力的例证。朱晓军、杨丽萍的报告文学《快递中国》、文珍的小说《张南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民间颇为知名的北京皮村打工艺术团,开展文艺演出,举办打工春晚、打工超市、打工学校、打工种植基地等,一系列的创造性实践,为农民进城、传播新工人文化提供了积极的尝试。这些群体呈现的创造性力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身上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秀乡土基因。我特别欣赏梁漱溟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乡土世界存续了中国文化中许多优秀的因素,是现代化进程应当传承的。我们可以说乡土文明的衰败,但也需要反过来思考,乡土文明是否正在改头换面,以多种新形式改写城市文明?农民进城,城乡互变,既不是农村包围城市,也非城市吞掉农村,而是城中有村,村模仿城,这种新变,无疑给文学带来了新的资源和灵感。
 
  其次,城中村文学触及城市化进程中多种文化碰撞冲突、交流融合,是社会秩序重建的表征。空间的变化是其表,精神的变化是其里。前述作品的敏锐之处,恰恰是抓住并描绘了进城者的精神冲突和情感纠结。空间变化的精神呈现,是城中村文学的最重要价值所在。正是这些作品,而非那些陈旧的、单纯的乡土叙事、或是所谓的都市叙事,更为全面生动地呈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精神图景。写一个封闭落后田园尚美的边城,或者梁三老汉那样朴实厚道的农民,已经基本脱离了这个时代。而像《小时代》那样虚构一群锦衣玉食、时尚高雅的都市丽人,也常常显得轻飘虚幻,不接地气。恰恰是那些有着亦城亦乡、城乡结合视野的文字,反倒切中时代的脉搏。方方、贾平凹、刘庆邦、王昕朋等人的创作,都得益于这样的视野。城中村代替农村或城市,成为新故事上演的空间、新经验的原生地,为这些作家带来震惊体验,成为一种不容回避的、需要直面的写作对象。《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写出了个人奋斗者的悲剧,《世间已无陈金芳》是一曲想在城市“活得有点人样儿”的挽歌,姚鄂梅《你们》则呈现了新的等级的划分。王昕朋《金融街郊路》《第十九层》从精神层面透视农民进城以后所激发出来的劣根性,发现了一种打拼精神与无赖精神的混合体。这是全新的精神现象。同样,郝景芳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也可视作对城中村空间的隐喻。城中村与城中心之间的区隔,在此被简化抽象为三个等级森严的空间:上层社会的第一空间,中间阶层的第二空间,底层的第三空间。而进城打工、城乡差异这一真实的历史背景,被淡化处理为小说主人公的童年记忆,即“父亲本是建筑工,和数千万其他建筑工一样,从四方涌到北京寻工作”,后又寻找各种机会存留下来。不是那些复杂的城市描绘,反而是这个相对简化的中国空间景观,得到了西方读者的认同。总之,中国的社会经验现在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的前列,西方有的,我们都有,我们有的,西方不一定有。
 
  批评界冥冥之中朦胧地意识到了城中村这一新的文学现象,但尚未明确。比如,批评家雷达提出“亚乡土叙事”,来指认这一明显既区别于乡、也区别于城的新事物。“亚乡土叙事”的概念,明显有一种骑墙的嫌疑。与孟繁华一样,雷达也注意到了文学重心的转移:“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农民进城的文学“这类作品根子和灵魂虽在乡村,但主战场却移到了城市,描写了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灵魂漂浮状态,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必然经历的精神变迁。……两种文化的冲撞,产生了强烈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现在中国实力派作家里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在写这类东西,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和诗歌领域。” (《新世纪小说概观·导言》)
 
  说到诗歌,它的变化更大。某种意义上,乡土诗已经失效。我特别欣赏诗人谷禾这样的判断:不是去写那些诗意化乡村的乌托邦,也不是像任志强等人一样恬不知耻地拥抱城市生活,而是批判地、反思性地整理我们的心灵混乱。在他的诗歌中,环路、街道、水泥窗户、高楼大厦等城市意象大量引入,和“悠然见南山”“清泉石上流”的田园完全不同。这几乎是当下优秀诗人的共识。被城市化、地产化的乡村,是中国当下诗人面对的真实情景。西川的一段话特别具有代表性:“历史的演进真让人喘不过气来。2011年4月我去安徽池州参加一个小诗歌节。走出合肥机场,迎面扑来的一面面巨幅楼盘广告着实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居中央,御四方’、‘云端上的总统套房’、‘法兰西宫殿群’、‘新加坡花园城’——这不仅仅是楼盘广告,这也是价值观——中西合璧的帝王思想走红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你不能假装看不见。……今天的江南早已不是李白说的那个‘看花上酒船’的江南了,而是一个被管理的江南,被发展的江南,被旅游化的江南,被公司化的江南……”(西川《传统在此时此刻》,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全新的空间,既出现在媒体影视中,也出现在小说诗歌中,惟独在批评理论中缺场。迎头赶上,是批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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